中新社合肥6月28日電 題：白居易詩歌為何在東西方傳播？

　　——專訪安徽省宿州市白居易研究會會長趙汗青

　　中新社記者 趙強

　　白居易，唐代現實主義詩人，也是唐代最高產的詩人之一。其詩歌題材廣泛，語言平易通俗、富有情感，代表作《琵琶行》《長恨歌》等經典作品自東向東、自東向西，得到廣泛傳播，生命力歷久不衰，影響深遠。

　　白居易的詩歌為何能在東西方傳播？其傳播歷程對東西方文化交流有何啟示？安徽省宿州市白居易研究會會長趙汗青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白居易的詩歌在海外翻譯、傳播與影響等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白居易的詩歌為何能在東西方傳播？

　　趙汗青：白居易的詩歌能跨越東西方文化差異，傳播流布，受到推崇，核心在于其實現了通俗語言、普世情感與思想內涵的高度統一。

　　白居易踐行“老嫗能解”的創作觀，摒棄生僻典故，通俗易懂，使詩歌能在翻譯中最大程度保留原意，更易被不同語言讀者理解。

　　例如《賣炭翁》《秦中吟》等作品，其人道關懷與西方啟蒙思想及現代左翼思潮深度契合。美國詩人詹姆斯·賴特將《新制綾襖成感而有詠》中“爭得大裘長萬丈”改寫為“愿為貧者披上溫暖大衣”，延續了其中的批判和人道關懷意涵。《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淪落人”道出漂泊者的永恒孤獨，日本將其融入“物哀”美學，西方則視為存在主義共鳴。

　　《長恨歌》以戲劇化結構融合史詩悲劇感，其情節張力貼近西方文學敘事。特別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等意象的強烈畫面感，又與日本“幽玄”美學相通，故日本作家紫式部在《源氏物語》中多次引用白詩。

　　白居易的詩歌傳播史本質是本土化再造的過程。在日本，其諷喻詩被轉化為貴族庭園的“閑適”趣味。在西方，亞瑟·韋利的散體翻譯突出了其思想性，而詹姆斯·賴特則直接重構詩句呼應美國工人階級困境。

　　白居易以通俗為舟、人性為槳，載著儒家仁愛、人類共情與生命哲思穿越時空。其成功證明：真正的世界性經典，在于能否用最質樸的方式，直抵人類心田，體現共通的人性。

　　中新社記者：白居易詩歌的現實主義風格為何能引起西方共鳴？

　　趙汗青：一是其語言的平易性與能夠產生共鳴主題的結合。白居易主張“老嫗能解”，語言通俗直白，大幅降低了翻譯中意境的損耗。其詩歌聚焦日常生活(如《問劉十九》“晚來天欲雪”)、生命哲思(如“同是天涯淪落人”)等，這些主題跨越文化隔閡，易于引發東西方廣泛共鳴。

　　二是現實主義與人道精神。白居易的詩歌以“文章合為時而著”為核心，其批判精神與西方啟蒙運動后的人道主義價值觀高度契合。詹姆斯·賴特在詩集中直接呼應白居易對底層民眾的悲憫。

　　三是敘事性與情感張力。《長恨歌》《琵琶行》等長篇敘事詩結構完整、人物鮮明，戲劇化表達貼近西方文學傳統。其情感表達直率濃烈，異于中國傳統詩歌的含蓄，更易被西方讀者接受。

　　中新社記者：能否介紹白居易詩歌在東西方的傳播情況與特點？

　　趙汗青：日本平安時代，其貴族以熟讀白詩為榮。著名文人學者，例如空海和尚和菅原道真，都非常推崇白居易的詩作，將其視為文學的瑰寶。白居易的詩歌占當時日本學者編纂的《千載佳句》總量的28%(507首)。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漢學家翟理斯、亞瑟·韋利首譯白居易的詩歌。其中，亞瑟·韋利翻譯的《漢詩一百七十首》等作品奠定西方對漢詩的認知基礎。20世紀中后期，美國人肯尼斯·雷克斯羅斯、華茲生等詩人、漢學家推動了“創意翻譯”，艾倫·金斯堡等與白居易的詩歌展開對話。此外，詹姆斯·賴特1963年出版的詩集《枝不會斷》以白居易貶謫經歷為靈感，是跨文化再創作的標志。

　　中新社記者：白居易在日本的影響力，為何超越了李白等詩人？

　　趙汗青：首先是通俗性與文化的適配：白居易的詩歌語言淺白，而李商隱隱晦、李白狂放，均難被當時日本的文人消化。

　　其次是題材契合貴族審美：白居易詩歌的閑適詩，如《閑居》《喜閑》《閑樂》等，符合日本貴族生活趣味；感傷詩，如《南浦別》《花非花》契合“物哀”美學，諷喻詩則被剝離政治性轉為景物描寫。

　　最后是官方推崇與嵯峨天皇以白居易的詩歌考核臣子，菅原道真模仿其排律體，白居易的文集成為宮廷教育范本，使其融入日本文化基因。

　　中新社記者：白居易詩歌的傳播歷程對東西方文化交流有何啟示？

　　趙汗青：真實情感其實是跨越文化壁壘的核心。白居易的詩歌以“老嫗能解”的通俗實現情感直抵，證明個體經驗書寫(如羈旅、衰老)比宏大敘事更易引發共情。

　　再則，“通俗性”是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路徑。從日本平安貴族到美國工人題材詩人，白居易詩歌的通俗性成為接納起點，修正了“唯有深奧才值得傳播”的誤區。

　　還有就是本土化再創造的必要性。詹姆斯·賴特將長江纖繩轉化為明尼蘇達的暮色，紫式部將《長恨歌》重構為桐壺帝之戀，說明文化符號需經目標語境重塑方能在異地扎根。

　　最后是雙向闡釋豐富經典內涵。西方學者從白居易詩歌中看到“人道主義”，日本文人提取“物哀美學”，多元解讀證明經典的生命力在于開放闡釋。

　　總而言之，白居易詩歌的海內外之旅，揭示了文化交流的本質：不是單向輸出，而是以普世情感為基石，經由翻譯與本土化實現共生。因此，在推廣中華優秀文化時，我們要重視“可譯性”、情感共通性及接受者的創造性轉化能力。(完)

　　受訪者簡介：

　　趙汗青，文學博士，現任安徽宿州市白居易研究會會長。趙汗青長期致力于白居易文化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白居易，撰寫白居易文化研究的作品數百篇。論文《白居易詩歌中的大運河》《白居易的家為何落戶符離》《白居易母親為何反對他與湘靈相愛》等產生了較大影響。除白居易題材外，還出版了《垓下之戰》《抗日英雄歐老虎》等多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