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袁煒:出土于貴州的東漢銅車馬蘊藏怎樣的文明交匯故事?
中新社貴陽6月19日電 題:出土于貴州的東漢銅車馬蘊藏怎樣的文明交匯故事?
——專訪貴州省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袁煒
中新社記者 蒲文思

在貴州省博物館展廳中,一套由銅馬、銅車組成的“東漢銅車馬”靜靜陳列,顏色沉穩,構造精妙。它出土于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興義市萬屯鎮的一座東漢墓葬,既是漢代社會制度的實物見證,也是中原青銅鑄造、紡織等工藝向西南傳播的例證,展現了兩漢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原王朝之間密切的文化聯結。這輛東漢銅車馬背后蘊藏著怎樣的文明交匯故事?貴州省博物館副研究館員袁煒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做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這輛東漢銅車馬為何出土于貴州黔西南地區?
袁煒:貴州目前共出土了四件(套)漢代銅車馬,都集中發現于黔西南州興義、興仁的漢墓中。貴州省博物館展出的這輛東漢銅車馬,1975年出土于興義萬屯8號漢墓。
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并設犍為郡,貴州由此納入中原王朝直接管轄。公元前111年牂(zāng)柯郡(又作“牂牁郡”)建立,夜郎侯入朝受賜為王;公元前27年,西漢平定夜郎。到東漢初年,牂柯江畔的黔西南地區已成為中原文化在云貴高原的中心,銅車馬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于興義、興仁漢墓中,這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體現。
就地理環境而言,云貴高原從云南中部往東至貴州西部的黔西南、畢節一帶遍布夷平面,在夷平面內,地勢落差相對較小,日照、降水、氣溫適宜人類居住,而興義、興仁等地喀斯特地貌中的壩子可作農田,適宜耕種,是古代貴州除安順平壩外最適宜人居的區域,有利于漢代人口規模聚集,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多層次社會階層形成,也就有了大型、精美的漢代墓葬。
中新社記者:與其他地區出土的漢代車馬器比較,這輛銅車馬有何特點?反映了怎樣的車馬禮制?
袁煒:從形制看,這輛銅車馬為分段鑄造、裝配而成。全馬分為頭、耳、頸等11段,除兩耳外,其余9段皆為砂模空心鑄造,裝配接頭為子母口,由17個銷栓固定。銅馬通高88厘米,昂首翹尾,左前肢提起,張嘴露齒作嘶鳴狀。兩耳直立,耳內涂朱,唇涂朱,上唇外殘留涂金痕跡,面具涂金。馬的韁轡及與車的連接綁縛,以寬0.4厘米的涂金薄銅片充當繩索,未發現銜。車的結構分為駕馬、輪與軸、車廂與篷蓋三部分。駕馬包含衡、軛、曲轅;車輪12輻,輻長21.5厘米,寬1.4厘米,轂居其中,輪距40厘米,軸長60厘米;車廂呈豎長方形,車篷由厚度約1毫米的銅箔捶揲制成,車廂內還有紡織品痕跡殘留。
這輛銅車馬是目前東漢出土的銅車馬中最完整、最精致的一輛,直觀呈現了東漢時期輜車的形制,讓后人能從三位一體角度,了解當時的車馬樣式和車馬制度;結合其墓葬出土點位,可與《周禮·考工記》等傳世文獻相互印證,有助于考證漢代在貴州設置的郡治、縣治地點。它的制作融合了翻模鑄造、銅箔鍛打、鎏金等工藝,有極高藝術價值,也展現了秦漢時期云貴地區青銅鑄造工藝水平及發展成就。
從另一方面看,中原出土的兩漢時期隨葬車馬器多為陶質和木質,而四川、貴州等地則采用青銅分段鑄造后拼接組裝。貴州出土的四件(套)漢代銅車馬,除貴州省博物館展示的這輛,另有一輛展于黔西南州博物館,其余兩輛殘損嚴重還待修復。近年來,四川簡陽也出土了一輛十分精美的銅車馬,但可惜馬頭部位缺失。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展示有一輛駟駕銅車馬。上述銅車馬中,除貴州省博物館這輛為輜車(有篷)造型,其余均為軺(yáo)車(無篷)造型。
東漢末年成書的《釋名》對軺車解釋道:“軺車,軺,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即這是一種四面敞露的車。與之相對,唐代顏師古在為《漢書》作注時言,“輜、軿(píng),衣車也。”可見輜車是一種四面遮蔽的車。傳統觀點認為男性乘坐無篷的軺車,女性乘坐有篷的輜車。因出土的漢代輜車極為罕見,所以彌足珍貴。
中新社記者:在中華文明交流版圖與西南絲綢之路交通網絡中,貴州出土的東漢銅車馬扮演著怎樣的文明見證角色?
袁煒:秦漢中央王朝對貴州的開發,始終伴隨著道路探索。秦代“常頞(àn)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公元前122年,漢武帝就已采納張騫建議,派人到夜郎、滇尋找從西南通往印度的西南絲綢之路。可見,漢代貴州在西南地區扮演著重要交通節點的角色。
透過這輛銅車馬可看出,當時的貴州已采用與中原相同的車馬制度,從銅車馬制作工藝看,其采用翻模鑄造、銅箔鍛打、鎏金等工藝,再從車廂、車棚處殘留的紡織品痕跡看,都是中原青銅鑄造、紡織等工藝技術向西南傳播的明證;其制作成本高昂,體現了漢代“事死如事生”的喪葬觀念和厚葬之風。可見兩漢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原王朝已有密切的文化聯結。
東漢銅車馬在貴州黔西南地區的出土,印證了這一時期當地道路已較為通暢,商貿往來頻繁。由銅車馬所在漢墓亦可窺見南方絲綢之路沿線文明互動,由四川往南經貴州西部興仁、興義等地,再往南由陸路可到廣西合浦港,或沿牂柯江順流而下到達廣州港,泛舟出海,便可溝通起東南亞乃至更遠。當時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貴州與外域已有文化交流和物品交換,在銅車馬出土墓葬周邊的漢墓中,還發現獅形琥珀、司南形琥珀飾品等,琥珀原產自緬甸或波羅的海,這也說明當時的貴州并非封閉地區,已是一個重要交通節點。
中新社記者:在“讓文物活起來”的過程中,貴州省博物館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及文化創意,實現東漢銅車馬的活化傳承?
袁煒:近年來,中國“文博熱”興起。此過程中,博物館不僅是休閑場所,更承擔著重要的社會教育職能。
由于銅車馬是拼接組裝而成,且歷經近2000年歲月,整體性質決定其不適宜拆解外展,但隨著3D技術興起,未來可對其進行3D數字采集,制作成縮小版文創產品,讓觀眾帶回家,甚至推向國外,展示中國悠久璀璨的歷史文化。
目前,3D掃描技術已應用于文物保護和展覽展示。例如在陳列銅車馬的展位設置透明多媒體屏,其中的互動小游戲就運用了3D掃描及建模技術。今后,通過定期進行3D掃描,對比分析銅車馬的變化,可科學制定文物保護方案。這些掃描數據還可用于文創生產,不僅能制作銅車馬本體的文創產品,還能提取其元素開發衍生文創產品,真正實現“讓文物活起來”。(完)
受訪者簡介:
袁煒,歷史學碩士。貴州省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中國中外關系史學會會員。在《西域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等刊物上發表過論文,譯有《波赫發掘——柬埔寨的第一個黃金時代》(第一譯者);主編《絲綢之路古錢幣研究》(第二主編);《貴博論叢》第三輯、第四輯(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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