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麗云的悲劇表明，簽字制度由于過于剛性，對于緊急情況下的“例外”考慮不周，亟須修改。同時，為了防止醫療機構濫用緊急情況的解釋權和處置權，還應建立一套事后、中立的專業評估機制，對醫生行為進行評估，確保患者及其家屬的權利無虞。
12月10日，衛生部就“丈夫拒簽字導致孕婦死亡”事件表態，稱簽字同意制度符合知情同意的原則，也符合國際慣例。但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得到患方的簽字，只能說明患方同意實施醫療行為，并不能免去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一旦違反醫療原則所應承擔的責任。
衛生部就“患方簽字醫院不免責”的表態，雖說是對現有法律的重申，但面對肖志軍害怕簽字而承擔責任，面對公眾還存在對簽字同意制度的誤解，這樣的重申是必要的。所有醫療機構在要求患者家屬簽字前，都應該將這一點耐心解釋清楚，杜絕“肖志軍悲劇”的再現。
不過，衛生部對于“孕婦死亡”事件最核心的問題——家屬拒絕簽字、醫院不實施手術而導致病人死亡時，醫院是否承擔責任——卻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這一問題若不厘清，當醫療機構遭遇下一個“肖志軍”時，該如何應對？在家屬與醫院僵持的危急關頭，如何保證患者獲得及時救治？
按照北京市衛生局此前的表態，肖志軍這一極端個例不能說明法律不健全，言下之意，李麗云之死是家屬造成的，現行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中的簽字同意制度，并不存在漏洞，不需要修改。
可問題是，法律作為社會生活的管理規則，理應考慮現實生活的復雜性，盡量囊括各種可能。特別關涉醫療急救的法律，更不能輕易地把“極端個案”排除在外，否則將是對生命的褻瀆。
顯然，《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簽字同意制度有漏洞，它忽視患者千千萬萬家庭的復雜性，賦予了家屬過大的決定權。該條例雖然規定了特殊情況可以不要家屬簽字，可對于什么樣的情況算特殊，還缺乏明晰的界定，以至于這種“例外”虛設。
我們的確需要簽字同意制度來防止醫療機構和醫生濫用權力，但也要防止患者家屬逃避或推卸責任。人性是復雜的，生活存在無限可能，因此，我們無法保證每一個患者危急關頭時，其親屬會毫不猶豫地簽下名字，但我們卻必須保證，當家屬逃避責任時，國家緊急現身，以制度之力拯救它的公民。畢竟，每個人都有雙重的身份，就像李麗云，她是肖志軍的妻子，但同時，她也是公民，親屬和國家都是她的守護者，一個都不能少。
衛生部發言人說，設立簽字制度的初衷是保障患者的權利，可李麗云的悲劇表明，這種簽字制度由于過于剛性，對于緊急情況下的“例外”考慮不周，不排除會出現“天使變惡魔”的可能。因此《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的相關條款亟須修改。同時，為了防止醫療機構濫用緊急情況的解釋權和處置權，還應建立一套事后、中立的專業評估機制，對醫生行為進行評估，確保患者及其家屬的權利無虞。
李麗云之死是個極端個例，從社會的視角來看，這也許只是一個名字消失，可對一個生命而言，失去的卻是她的全部。所以，我們絕不能坐視下一個“李麗云悲劇”出現。作為手握醫療法規起草制訂權的衛生部，應重視李麗云個案，將此作為完善醫療急救制度的契機。這樣，社會才能從反思中進步。(作者: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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