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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郁

在美國，一個醫科大學生在校期間平均要解剖10具尸體，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10個或更多的學生解剖一具尸體。在人口眾多的中國，醫用人體資源匱乏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去年8月底，「眼球丟失案」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丟失眼球的是一位病逝的女干部�！父`取」眼球的高大夫，在給一位病人做手術的前一晚，取出自己保存的一只眼球，發現已經不能使用。病人的眼睛被氨水燒傷，如不立即手術，眼睛將變成一只黑洞，完全失去復明的機會，而醫院當時也沒有任何備用的眼球，高醫生在萬般無奈之下，沒有經任何人的同意，「竊取」了眼球。

這個案件將中國人體資源嚴重匱乏問題擺到了人們面前。　

醫科大學生，沒有尸體可供解剖　

人體解剖學是醫學的基礎，醫科大學一般認為，最理想的解剖教學應該是兩個學生解剖一具尸體。而中國目前實際情況是10個或更多的學生解剖一具尸體，有的學校1／3或一半學生在校期間竟然沒有機會拿解剖刀，與美國一個醫科大學生在校期間要解剖10具尸體相比，中國醫科大學的學生處境頗顯尷尬。

尸體病理解剖是發現和確診疾病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按規定，三級甲等醫院尸檢率必須達到15%，而實際上大多數醫院每年只解剖幾具尸體，很多沒有確診的病因，隨著尸體一起在灰飛煙滅了。

不僅如此，很多尸體的消失，也帶走了不少人康復的希望。

中國有盲人500多萬，因角膜傷病失明者近200萬，其中大多數人如果能及時移植角膜，將會重見光明。但遺憾的是，因角膜缺乏，全國每年角膜移植手術只有1000多例。大多數角膜盲人只好默默地在黑暗中度過余生。

中國有尿毒癥患者50多萬，其中30萬人可通過移植腎臟提高生活品質，但由于供體缺乏，每年只有不足2000人有幸接受腎臟移植手術。大多數尿毒癥患者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金錢進行血液透析，以維持生命。

中國醫學界臨床肝、心、肺等大器官移植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但因供體極少，每年只有少數醫院進行少量移植。

以上種種現象雖然可以統稱為資源匱乏，但要解決問題，恐怕在中國目前的社會條件、社會觀念的基礎上，要大費周折�！�

剛剛起步的遺體捐獻　

南京一位離休軍隊干部臨終前口授遺囑：尸體無償交給南京醫科大學全權處理，最后一次交黨費200元，捐800元給希望工程；上海申華銼刀廠職工方敬東是個獨生子，母親去世后，他不顧一些人的極力反對與白眼，忠實地執行了母親遺囑，將母親的遺體交給上海醫科大學；北京首都醫科大學最近接收了兩位自愿捐獻者的遺體，其中一位是原水利部副部長。首醫大接收站走廊上貼著這位部長的遺像，工作人員說：死者生前特別叮囑，捐獻遺體的事，不要對外宣揚……遺體捐獻在中國已出現了良好的開端。

皇甫垠這個名字在南京市可謂家喻戶曉。他是江蘇省農科院的副研究員。1995年11月，年近古稀的皇甫垠與兩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提出倡議：捐獻遺體，促進醫學發展與殯葬改革。并組建了「捐獻遺體自愿者之友」這個群眾組織。他們的倡議經傳媒刊發后，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反響，人們踴躍報名參加「捐獻之友」，報名者有白發蒼蒼的老人，也有生龍活虎的年輕人。

南京市政府高度評價并積極支持「捐獻之友」的活動。1996年下發了捐獻遺體管理的文件，建立了兩個遺體接收站，南京捐獻遺體工作正式進入規范有序的軌道。截止今年6份，共有800名捐獻者報名登記，112人實現了遺愿。

其實，最早倡導捐獻遺體的是上海市。早在1983年1月，上海市有關部門就制定了接收管理捐獻遺體的辦法，并在市內6所醫學院校設立了登記接收站。16年來，上海共有6000人登記捐獻遺體，近2000人實現了遺愿。

北京市起步較晚，今年4月才由北京市紅十字協會會同5家政府部門制定了接收管理遺體辦法，全市設立了3個接收站。5月初登記接收工作正式啟動，截止8月中旬，北京共有1000多人報名登記，8人實現了遺愿。

目前中國國內有組織地倡導推動捐獻遺體的只有4個城市，除南京、上海、北京外，還有江蘇省的揚州市。這些地區的遺體接收部門大都盡可能為捐獻者提供方便，比如簡化申請手續，免費運送遺體等。

從目前的情況看，所捐獻的遺體主要用于醫學教學和病理研究�！�

給遺體捐獻立法　

但無可回避的是，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仍在妨礙遺體捐獻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記者曾對幾十人進行隨機采訪，大約有60%以上的人表示愿意捐獻遺體，但有70%的人不同意親人，尤其是父母捐獻遺體，他們說：心理上接受不了。

實際上，很多時候就是親屬的堅決反對而無法實現捐獻。為了避免出現尷尬，北京市規定，捐獻申請書必須經過公證，但實質上還是不能成為一種萬無一失的措施，真的碰到親友的反對，申請公證也白搭。并且實踐還證明，這種做法增加了申請者的負擔，辦一個申請，前后要到三個部門跑四、五趟，許多腿腳不便的老人因此而不得不放棄捐獻。

實質上，只要申請人與接收單位簽定協議，捐獻與接收關系就受法律保護，公證與否并不特別重要。

按照目前情況看，遺體捐獻量離實際需求還相差很遠。拋開發達國家的標準，只按照中國醫學界認為的理想狀態來說，一個中等規模的醫科高校，一年大約需要近百具尸體。上海倡導捐獻16年，總共接收不到2000具，平均每年也就百十具，而上海醫科高校卻達7所之多。

目前，除了大力倡導外，有關人士認為，還需要有關部門制定更為簡單易行的捐獻辦法，甚至還需要稍微帶有強制性的立法。　

從捐獻角膜開始　

鄧小平在逝世前留下遺囑：捐獻角膜，解剖遺體。

此舉極大地震撼了人們的心靈，許多人也效仿偉人，踴躍報名捐獻遺體、捐獻角膜。報名的人不少，實現的卻不多，因為報名者大多數是青壯年。中國大約有眼庫30多個，大多數眼庫卻常年空空如也，徒有其名。

北京同仁醫院是中國最具權威的眼科醫院，這家醫院的眼庫有近30000報名捐獻角膜的名單，每年的供體卻不足300個，但同仁醫院角膜移植能力每年可達2000例。

角膜是瞳孔透明的凸狀小圓片，有豐富的神經，但無血管，因此移植無排異反應。角膜在器官移植中要求較低，人死亡后6小時內摘取不影響移植。角膜捐獻應該比捐獻遺體更容易些。眼球摘取后可置換假眼，對死者遺容無任何影響。

也許正因為如此，世界上許多國家早在幾十年前就以立法形式強制捐獻角膜。

前蘇聯1937年立法規定，醫院不用徵得死者親屬同意即可摘取遺體眼球。法國1947年立法，在公立醫院死亡者，或死亡24小時無人認領的尸體，可以不經親屬同意即摘除眼球，或做尸體解剖。英國1952年頒布角膜移植法，規定只要死者或其親屬事先未明確表示反對，醫院可摘取死者的眼球。

中國眾多醫學專家呼吁，參照國外經驗，制定中國的相關法律。上海康正律師事務所張賓等三位律師著文闡述了遺體和器官捐獻立法應遵循的原則，概括為：

其一，自愿捐獻原則。體現尊重個人自決權或維護死者人格尊嚴的精神；

其二，推定同意的原則。推定死者生前同意捐獻，只是未表現為法定形式，可由親屬推定（世界上多數國家采用這種方式），或由醫生推定；

其三，需要決定原則。根據拯救生命，治療疾病的需要而決定是否摘取死者器官，不必考慮死者及其親屬的意見。

三位律師認為，如果盡早立法解決角膜來源問題，不僅可使幾十萬失明者復明，恢復工作能力，國家亦可減少對這些人投入的福利費用。

而有關尸體病理解剖的立法，也可參照上述原則,北京醫院病理科前主任馬正中先生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了香港的相關法律：病逝者必須進行病理解剖，死者入葬或火化時必須有病理醫生開據的證明，否則不得下葬或火化。前蘇聯的法律則明確規定：病逝后尸檢是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

由此看來，給遺體、角膜捐獻，遺體病理解剖立法，應該有一定的基礎。

立法的基礎是良知

在中國，器官移植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是：死亡標準的確定。是「心」死亡，還是「腦」死亡。

人體器官必須在供體仍有血液循環和呼吸的情況下摘取才有效，而那時按照中國醫學確定的死亡標準：人還沒有死。誰會同意自己的親屬還「活」在人世時就將他（她）的器官摘走？

據說中國醫學界早在10年前就提出制定腦死亡法。近年來，不斷有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提出制定「遺體器官捐獻」和「腦死亡法」的提案，但截止目前，國家尚無這方面的立法計劃。有關部門的答覆是：條件尚不成熟。

但上海市似乎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甘人后。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已將遺體捐獻管理列入地方立法計劃，目前正組織有關方面進行先期社會調查。上海市紅十字會也參與了這次調查活動，該組織的組織訓練部楊部長說：他們的調查工作預計年底完成，明年上半年上�；蛟S會拿出法規草案。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人們理解腦死亡比理解捐獻遺體還要困難：「還在喘氣兒就摘除器官啊？不行、不行！」

因為器官供體的奇缺，不少極端的行為已經出現。各地醫院和紅十字會常接到電話，聲稱要出賣腎臟，理由千奇百怪，但離不開一個「錢」字。前不久，還有一家報紙報道，一位婦女因無錢醫治兒子腿上的怪病，情愿出賣腎臟。但世界衛生組織和許多國家都有明文規定，人體器官是禁止買賣的。中國雖無相關法律，但歷來比照國際通行原則，絕不允許遺體和器官買賣。活體移植，也僅限于親屬之間，而且一般只限于血親。因為從醫學角度講，血親之間器官移植排異反應小，成活率高。前不久，北京市朝陽醫院就給5對授受腎臟的親人合影留念，相信每個捐腎的病例后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法律法規的制定固然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但條件是要逐步創造的。有法律專家建議，人體資源立法可以采用全民討論的方式進行，一方面普及科學知識，一方面弘揚奉獻精神。先制定遺體捐獻、病理解剖和角膜捐獻方面的法律法規，然后再制定腦死亡標準，在一定時期內逐步完成人體資源的全套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