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11hunli.com |  |
 |
熟悉金庸的人，比熟悉查良鏞的人多
今天熟悉金庸的人比熟悉查良鏞的人多得多。金庸是查良鏞的筆名。對金庸不熟悉的人，會以為他是寫武俠小說出身，其實，金庸以大半世紀的精力、心血傾注于開辦《明報》企業及撰寫政論文章（以《明報》社評為主）。他的武俠小說寫到七十年代；他的政論文章一直寫到九十年代初。他寫的政論文章的字數，比起他寫的武俠小說可多得多。換言之，武俠小說不過是他的「副產品」。但發展到今天，金庸的名字已與金庸的武俠小說連結在一起，無心插柳柳成蔭，「副產品」成為「主產品」，作為小說家的金庸，他的名氣，早已掩蓋作為報人和政論家的查良鏞。 作為報人和政論家的查良鏞，在過去相當長的年代曾受到海峽兩岸的冷遇，連帶他的武俠小說也被敷上濃重的政治色塊，被列為「禁書」。 在臺灣，金庸作品早年與大陸一樣，也是被禁的。金庸本人曾在《大公報》做過記者、翻譯、編輯，所以被打成「共匪」標韱，直到1979年他的小說才被解禁，其作品首先由臺灣遠景出版社出版，后來由臺灣遠流出版社接手，一直是臺灣暢銷的榜首。 在大陸，金庸的作品也是在開放后才出現的，正式大規模授權給大陸出版社出版，則是九十年代的事。 金庸不是以他辦報的過人才干和捭闔縱橫的政論征服海峽兩岸的讀者及政要，而是以他的副產品武俠小說風靡海內外，相信是他本人所始料不及。可見文學作品的旺盛的生命力，是超越時空和政治領域的。
批評金庸的作家學者
金庸的小說是有豐厚和堅實的讀者基礎的，他的武俠小說的口碑之好，可用「排山倒海」四個字來形繪。迄今為止，批評他的武俠小說最激烈的有兩位。一位是五年前雜文作家鄢烈山，他在廣州《南方周末》寫了《拒絕金庸》一文；另一位是近期的王朔，他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發表了《我看金庸》一文。鄢烈山是針對北大聘請金庸為榮譽教授而發的，他在文章中寫道：「我的理智和學養頑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龍之輩），一向無惑又無慚。我固執地認為，武俠先天就是一種頭足倒置的怪物，無論什么文學天才用生花妙筆把一個用頭走路的英雄或怪人寫得活靈活現，我都根本無法接受。」鄢烈山表示他「無法接受金庸，更無法接受北大對金庸推崇。」至于王朔的文章，長約三千余字，其要點有三：這些年來，四大天王、成龍、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說是四大俗；初讀金庸是一次糟糕的體驗，情節重復，行文啰嗦，見面就打架，一句話能說清楚的偏不說清楚，而且誰也干不掉誰，一到要出人命的時候，就掉下來一個擋橫兒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亂的深仇大恨，整個故事就靠這個推動著；金庸很不高明地虛構了一群中國人的形象，于某種程度上代替了中國人的真實形象，給了世界很大的誤會。 學者中批評金庸作品的也是有的。臺灣研究金庸作品的作者葉洪生（前臺灣《聯合報》副總編輯）曾指出，金庸在武功的描述上，有「顛覆科學基本認知，超越現實人生經驗」的吊詭及異常情狀。他說「金庸小說盡管在當世評價極高，卻非無懈可擊；往往為了追求奇趣，或為加強娛樂效果，他不免有所疏失，甚至弄巧成拙。」近期批評最力的是正在寫《香港小說史》的袁良駿，也于97年11月10日在《中華讀書報》上發表的《再說雅俗》一文，主要表示了他對目前我國內地某些「權威」不負責任地吹捧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感到不滿。袁良駿在文章中指出，中國武俠小說那種陳舊、落后的小說模式本身，極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學才能的發揮，使他的小說「仍然無法全部擺脫舊武俠小說的」，仍然無法不留下「許多粗俗、低劣的敗筆。」 葉洪生批評金庸，有肯定，也指出其不足之處，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袁良駿批評金庸武俠小說的立足點，還是站在傳統的道學思想，以老氣橫秋的態度對待創作小說，所以說金庸武俠小說的矛盾「不是現實社會客觀存在的矛盾」，是「脫離現實生活，仍然是不食人間煙火……」因此他要金庸去寫「真正的、嚴肅的歷史小說」，其衡量文學作品的標準還是中國開放前的一花獨放的表現手法－－現實主義，對于像袁良駿這樣的一個知名學者似乎有點抱殘守缺了。至于說到「吹捧」金庸武俠小說最早的學者，恰恰不是大陸的學者，而是內地以外的學者及海外學者。 批評金庸的作品首先也要下點苦工夫才可。早年香港報人羅孚在《食色性也和雅俗共處》的文章中作了隱喻：「他們（政要、學者）為什么能這樣欣賞文學呢？新派武俠把通俗文學推進了文學殿堂，和嚴肅文學、精致文學分庭抗禮，甚至于在一些從事文學工作的學者眼中已經壓倒了一些文學大師。為什么？也許是這些學者本身就純粹是俗，但至少是雅俗共處于一身，這才使他們能雅俗共賞。」 「而另一方面，是新派武俠本身也有雅有俗，雅俗共處，共處于一人一書。甚至雅還壓倒了俗，使從事文學工作的學者為之『驚絕』，甘心拜倒于劍影刀光的『石榴裙下』。」 羅孚對所謂「拜倒在劍影刀光的『石榴裙下』」的文學工作者和學者作曲筆的批評，并沒有做進一步的申述。自古俗與雅的作品也難作一定論，古人眼中的俗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已成為今人眼中的雅小說了。
金庸作品銷路高踞海內外榜首
近30多年來，金庸作品的流行和歷久不衰，則是不爭的事實。著名紅學研究家林以亮曾說過：「凡有中國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據一項不完全統計，大陸、臺灣及海外的金庸讀者超過一億人。從七十年代開始，金庸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踞銷路榜首。 據1996年遠流出版社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單是臺灣八五──九五年，金庸作品在臺灣共銷出470萬冊以上。臺灣《聯合報》在同一年統計中，說金庸是臺灣十大納稅作家之第一位。 據臺灣遠流出版社稱，金庸作品如加上早年坊間盜印及之后的遠景版，總銷數應達一千萬冊。同一報告透露，臺灣幾乎是戶戶有金庸的作品，如果加上租書店、圖書館，可說是每個讀書人，包括成長中的年輕人、成年人在內必讀的書，若加上從電影、電視等其它媒介接觸的，更不可估計。金庸歷來都是臺灣「金石堂年度十大暢銷書的男作家」之一，從不落空。 金庸作品一直是大陸開放以來不法出版商（包括正牌出版商）發財致富的最佳途徑。金庸作品是大陸盜印最多的流行小說。有一段時間，由中央一級到地方出版社，無不投入巨大資金出版金庸小說，企圖與地下盜印商分一杯羹。后來直到九年前，大陸公布版權法，金庸才能正式授權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其小說。 金庸較早自稱，他每年從港、臺（包括電影、電視）得到的版稅為一千萬左右，但一直沒有收到大陸地區版稅，只有一次是例外，早年應李瑞環的要求簽給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過一套《書劍恩仇錄》，收過一筆約10萬元人民幣版稅。其它大陸出版社的版稅在正式簽約給北京三聯書店前一個錢也沒收到。如果單是大陸的版稅（已出版的各種版本），相信將以過億元計。 我每年一趟赴福建探親，發現所有書店均沒有三聯版的金庸作品，卻有不少盜印本，連機場的小賣部亦賣盜印本，大抵是利潤高的原故。我后來更在泉州東方酒店看到一套以「海南出版社」的名義出版的16開本《金庸全集》，打開一看，連出版社的地址、版權頁都沒有。
外國的盜譯本和譯本
1995年3月我赴漢城，跑了漢城五、六間大書店，每一家書店都擺放著金庸韓文版的武俠小說，我請漢城高麗大學的許世旭教授代查，許教授通過漢城一家大出版社－－信永出版社的董事長安在實先生所作一項調查統計，顯示全韓國有12家出版社盜譯了金庸的作品，不少是韓國第一流的出版社。 后來我拜訪了韓國最高學府漢城大學的李炳漢教授，據該大學的學生表示，韓國有一半大學生閱讀過金庸作品。 東南亞讀者在七十年代已為金庸作品所吸引，這個地區已先后出版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馬來文等文字，四年前更出版了新、馬簡體字本，其余文種均是盜譯，流傳廣泛。 日本最具規模的德間出版社，準備花五年時間出齊日文《金庸全集》。 我于1996年4月陪查先生到日本簽合約。德間出版社的老板德間康快先生（他最早曾通過于品海洽談購買《明報》），擁有包括電影、出版、報紙的綜合大企業。他們決定斥巨資出版《金庸全集》，他們組織了日本一批漢學家翻譯，準備花五年時間出齊，第一階段先出精裝文庫版，再出平裝。三年前第一部《書劍恩仇錄》日文文庫版出版后，很快便告售罄再版。 目下，英譯本不多，較早的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雪山飛狐》（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及1994年為配合查先生赴澳洲參加作家節的《鹿鼎記》（由Prof. John Minford翻譯）兩個章節，一直沒有系統的出版計劃。 武俠小說與東方文化較接近，所以在東南亞特別受歡迎，西方讀者可能有一個接受過程，金庸作品的歐美譯文也只是剛剛起步。曾任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翻譯學系教授兼翻譯研究中文主任閔福德（John Maniford）正計劃有系統地翻譯金庸作品。 閔福德曾與他的老師霍克思（David Hawks）一起翻譯過全套一百二十四回《紅樓夢》的英譯，被視為有關《紅樓夢》英譯的最佳版本。閔福德除了與霍克思合譯《鹿鼎記》部分章節，還在他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學期間，組織翻譯《連城訣》、《俠客行》及《射雕英雄傳》，并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于1997年陸續出版。三卷本的英譯本《鹿鼎記》（原五卷），已出二卷，第三卷將于2000年出版。 我曾讀過一份金庸資料簡介，說金庸作品已譯成法文，后來我在巴黎曾尋找法譯本，結果找不到，問了在巴黎友豐書店的潘立輝先生，他說法譯本是當年在柬埔寨才流行的，因柬人懂法文的很多。不過這種「法文」也是「三及第式」的，不太規范，他表示他的書店極有興趣出版一套正宗的法譯本，針對法國讀者。 此外，由于中國功夫，特別是「氣功」、「書法」在德國大受歡迎。德國一位華人學者黃鳳祝博士，目前也在探討金庸作品出版德文版的可能性。 以色列的漢學家夏維明在1998年臺北「金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表示，自從以色列文版的金庸作品出版后，以色列的大學生都是很喜歡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的。
讀者從9歲到99歲，從小市民到學者
金庸的讀者，年紀由9歲到99歲，以男性讀者為主。這是臺灣遠流出版社抽樣調查所得。 金庸讀者最初主要是小市民，他的幾部暢銷小說如《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均在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報紙刊載，《射鵰》在當年香港《商報》登載（該報讀者以工廠工人、小白領為主），《神鵰》在金庸創辦的《明報》刊載，初創刊的《明報》是一張小紙，對象也是小市民。以學歷計，讀者大多數是中學學歷甚至小學程度。但金庸讀者發展到后來，讀者層次不斷提升，逐漸為文化程度較高的中產階級所接受，包括專業人士、文化人，后來更包括大學教授、著名學者。最早公開表示對金庸作品的重視和贊賞的，在臺灣有夏濟安教授、香港林以亮先生及旅美華人文學評論家陳世驤等等。 金庸作品之為學人所接受，主要是金庸作品為知識分子的苦悶生活打開一條路，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的世俗小說有繼承的關系。此外，金庸典雅的古典白話文及中國濃厚的文化因素，也是為知識界所喜愛的。 在臺灣戒嚴時期，臺灣學人陳芳明博士認為，金庸小說為臺灣知識界的想象世界打開了一扇窗。至于海外學人及留學生，均視金庸作品是課余最佳調劑品，可以排遣苦悶。我們所熟悉的余英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劉紹銘（香港嶺南大學翻譯學系講座教授）、杜維明（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等等，都是金庸作品的愛好者。著名科學家楊振寧、陳省身、李政道等也自稱是金庸的讀者。 我于1990年到德國慕尼黑公干，赫然發現當地的華人留學生有一個金庸作品交流會的組織，并出版了油印刊物，在刊物上大談閱讀金庸作品的心得。至于臺灣、大陸大學里更有不少「金學」同學會的組織，如臺灣大學的「金庸研究社」等。臺灣多家大學還在學生布告板設有金庸武俠小說講座專欄。
昂然進入學術殿堂
金庸本人進入學術界殿堂，不自今天始，他于1988年便獲香港大學授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香港大學文學院名譽教授，于1994年當上北京大學名譽教授。北大嚴家炎教授撰文指出，金庸作品「實際上是以精英文化去改造通俗文學所獲得的成功。」并認為是繼「五四」文學革命，「使小說由受人輕視的閑書而登上文學殿堂的另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 金庸典雅的古典白話文及中國濃厚的文化因素，也是為知識界所喜愛的。照北大教授陳平原先生的話是「他把儒釋道、琴棋書畫等中國傳統文化通俗了，所以金庸小說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入門書來讀。」陳世驤曾道：金庸武俠小說「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關世運。所不同者今世獨見此一人。」 另一位金學專家、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研究學會會長馮其庸說：「金庸小說的情節結構，是非常具有創造性的。我敢說，在古往今來的小說結構上，金庸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近十年來，金庸作品已由原來的市井文學，堂堂正正進入了學術殿堂。北大教授陳平原，于1990年便開設了以金庸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題課。 北大錢理群教授甚至進一步指出，從雅俗文學發展脈絡的角度，金庸有可能與魯迅呈雙峰并立之勢。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小說卷》，將金庸列于魯迅、沈從文、巴金之后，老舍、郁達夫、王蒙之前，排名第四，茅盾則被摒出局，大反中國大陸文壇排資論輩的常態，把被目為流行文學的武俠小說與嚴肅文學大師并列。 嚴家炎教授于1996年開始在北大開設了金庸作品的課程。至于其它大學，如深圳大學、浙江大學、廣東社會科學院等等，都設立金庸作品研究室，并出版金庸研究專著。臺灣國立師范學院、東海大學也設有金庸研究課程和研究專題。 在湖北出版的一本影響頗大的《通俗文學研究》，一直辟有金庸作品研究專欄，研究文章五花八門，據初步統計，海內外出版研究金庸的專書，有五、六十種，香港的明窗、臺灣的遠景和遠流先后出版了《金學研究叢書》。目下大陸還造就了不少金庸研究專家，譬如有大陸金學第一家之稱的陳墨，寫了五、六本研究金庸的專著。此外，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點評金庸》，口碑甚好。
研究金庸 方興未艾
1996年3月，香港嶺南大學文學院和理工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及香港翻譯學會，聯合舉辦了「英譯武俠小說，讀者反應與回響」的研討會，論文大都是討論金庸作品的譯本。同年4月，日本創價大學頒予金庸榮譽博士時，也特別提到金庸的小說成就。金庸除了于1993年獲英國牛津大學的榮譽院士之外，1996年6月獲英國劍橋大學頒授院士的榮譽。1999年獲浙江大學聘為文學院院長等等。 金庸武俠小說已進入國際學院研究領域了。一個「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首次在美國召開。1998年5月17至19日，「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美國洛磯山麓的科羅拉多大學舉行。來自美國各大學的15名教授和博士研究生，以及來自中國大陸、港臺、日本、英國和加拿大的26位學者聚首一堂，提交了30多篇論文，廣泛而深入地探討了金庸小說的政治意識、文化意義、藝術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將金庸小說研究推上了又一高峰。 繼美國這次金庸作品研討會之后，臺灣于同年11月4日至7日舉辦了「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由臺灣漢學研究中心、《中國時報》和遠流出版社聯合舉辦。這是臺灣首次舉辦以金庸小說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另一次金庸作品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研討會，將于2000年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大學舉辦。
被卷進商業大潮
大陸商海大潮也把金庸卷進去，據說浙江舟山市普陀區桃花島花鎮的地理位置與金庸《射鵰英雄傳》一書中所述的桃花島極接近，花鎮政府于1994年4月趁金庸赴普陀山游覽觀光時，抓住他寫了「碧海金沙桃花島」，目前花鎮政府已大興土木，他們將圍繞《射鵰英雄傳》中描寫桃花島島主黃藥師的有關情節布置成景點，讓游人領略黃藥師的八卦桃花陣和桃花莊的情趣。 金庸斥資1400萬建造位于西子湖畔的云松書舍，內有金庸作品、手跡陳列室，已成為杭州的新旅游景點。金庸于1994年在家鄉嘉興興建的「金庸圖書館」落成后，便在西湖興建云松書舍，以供他藏書、寫作和與文友交往雅集之用。大有告休西湖畔之興致。1996年秋，云松書舍落成，他又改變初衷，慨然捐出斥巨資興建的書舍，照他的話說是書舍建得太美滿了，不應由他一人獨享，應公諸同好。此舉頗有大俠恢宏的氣度。 香港個別美食家如蔡瀾等，還與香港和臺灣酒樓合作，設計金庸食譜，如黃蓉、洪七公烹調的菜式等等。大規模推出金庸食譜的，是有世界十大名食店之一的香港鏞記酒家，它推出的「射鵰英雄宴」頗受歡迎。 另一方面，金庸作品已向多媒體發展，已有電影、電視連續劇，還有動畫、電子游戲，臺灣遠流出版社已開始把金庸作品輸進計算機網絡。坊間還流行收藏金庸作品版本，目下《金庸全集》的早期版本成為熱門藏品，這種收藏熱還從香港蔓延到大陸，《廣州日報》在一篇《收藏金庸》的文章中指出：「金庸的武俠小說已經不再是隨看隨棄的消閑解悶的閑書，而是上升到了『藏書』的檔次，人們收藏它，就像收藏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一樣。」
在世界范圍，也許是擁有讀者最多的作家
金庸的作品也許是世界上讀者最多的。1992年，金庸接受法國政府頒發的「法國榮譽軍團騎士勛章」，法國駐香港總領事在授勛儀式的講話中曾表示，金庸撰寫的武俠小說可能是當今中國文學作品擁有全世界讀者最多的一個，并把他與法國大仲馬并列。金庸原是一個謙謙君子，但是他自己對他的小說和本人知名度充滿自信心。他八十年代因起草基本法受到民主派的批評，說他有當特區行政長官的野心，他曾公開反駁說：「當行政首長有什么好？金庸的名與利相信都不會差過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會多過知道不論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后，恐怕相差更遠吧？」在本世紀之末，金庸在接受香港《壹周刊》記者訪問時表示，1981年他到北京謁見鄧小平時，鄧公曾提到他的武俠小說，事實上鄧小平每晚睡前都看金庸的小說，金庸自豪地說，鄧小平與蔣經國晚年時的共同讀物之一，是他的小說。 金庸的武俠小說之所以廣受歡迎，重要的一點是故事情節好，扣人心弦，讀之令人廢寢忘食。亦舒有一段話可以作為注腳：「金庸小說里充滿流行因素，通篇都是俊男美女凄迷的愛情故事，出人意表的詭秘奇突的情節，書中好人壞人與怪人都性格分明，惹人注目。」「又不斷加插稀奇古怪的學武過程，刺激讀者觀感，看他的小說，情緒沒有片刻靜止，完全被文字操縱，腦海一幕幕盡是五彩繽紛的畫面，鮮明的描述加讀者想象力，比看電影還要精彩，看得入迷。」
承繼明清小說 精益求精
自從「五四」以來，除鴛鴦蝴蝶派等通俗寫作外，中國作家寫作大多運用西方手法，以一種十分歐化的語言和形式去寫作，雖然這樣也豐富了漢語的寫作天地，但也使中國的現代小說與傳統寫作之間產生了斷裂。金庸作品卻是頗傳統的，依他自己的話，他的武俠小說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小說描繪的世界、所寫的是中國的事。林以亮認同金庸的看法，他表示，金庸的武俠小說集儒釋道于一身，兼顧傳統的忠孝仁義理念，再加上未曾歐化的生花妙筆，都是吸引讀者的重要因素。 上面談到金庸的文字沒有「五四」以來歐化白話文的毛病，與明清的筆記文學和晚清的小說有相繼承的關系，而且精益求精。阿城曾經批評「五四」以后的白話文，只有「白話」而無「文」，后者指中國文言寫作中的特有文采。 金庸在一次訪問中曾指出，現代有些作家不注重文字，文筆公式化、寫作方式歐化，缺乏中國傳統文字風格。他認為中國傳統文體、美的文字，一定要保留發展。「假如寫小說講故事、講思想講主題，而文字不美，假如中國精練獨特的俊美文筆風格漸漸不為人重視了，那是很可惜。」金庸是很注重文字功夫的，他花了10年時間來修訂他的15部小說。他的文字十分精練典雅。資深報人胡菊人曾表示，他最欣賞的是金庸典雅的文言白話。 金庸的武俠小說之中，大部份都放在一個歷史架構中，除了《天龍八部》之外，如《書劍恩仇錄》、《鹿鼎記》是講反清復明，而《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則是抗御金兵的。金庸對小說的歷史感很重視。金庸很欣賞西方拉丁語系中，歷史與故事是同一個字History，他過去曾辦過《歷史與武俠》，恐怕與此也有關。《鹿鼎記》有很大篇幅寫康熙，具有史料價值。看來，金庸對清史是下過苦功的。 走筆至此，我想說的是，金庸是根深葉茂的大樹，是扳不倒的。臺灣清華大學教授沈君山在臺北「金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作專題演講時指出，金庸影響超越國界，對華人文化影響空前。中國以前小說登上學術殿堂，是士大夫從上而下推動，金庸小說則是群眾力量促進走入學術殿堂，群眾力量營建的根基是再堅實不過的，作為金庸作品的這座文學豐碑，將會在歷經時間長河的洗刷刻蝕后而屹立不倒的。 （摘自《收獲》2000年1期） |
最近更新日期：2000年0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