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多拉(北京)
正像有首歌中唱的那樣:「最近比較煩,比較煩,比較煩……」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宗家邦,因為在接受河南省電臺記者(受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委托制作國慶特別節目《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采訪時,酒后失態,口出狂言:「焦裕祿精神我一聽就煩」,引來輿論一片討伐之聲,很快被河南開封市市委免去縣委書記的職務,一個40歲不到的年輕干部,本來可望在事業上大有作為,不料禍從口出,一言喪「邦」,昨天還是堂堂的縣委書記,一夜之間就馬失前蹄,身敗名裂,內心深處一定「煩」透了。
誠如有作者頗具洞見地指出的:假如宗家邦當時沒有多喝,不是這樣的「煩」,而是熱情地與記者配合,按照記者的「提詞」,大談焦裕祿精神對蘭考人的作用,以及「新時期如何發揚焦裕祿精神」,那么,我們從傳媒中看到的,就一定是一個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理論水平高,工作能力強的好領導了。也就是說,不論宗家邦是否對「新時期如何發揚焦裕祿精神」有真知灼見,只要他在記者的活筒面前善于順著竿子往上爬(別人想表現自己還不一定有機會呢),甚至只要他耐住性子像背教科書似地說幾句無關痛癢的套話、空話,他就能夠「順利地」配合記者做好這次采訪──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算是完成了一項政治任務,說不定因此在上級領導和公眾中進一步樹立起了「焦裕祿同志的接班人」的光輝形象,該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盛行「表態文化」,即在一些特定的場合,針對一些特殊的問題,人們(特別是政治人物)必然作出適當的「表態」。按說一個人只有真實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別人才能據此判斷他的意見和取向,但在不少時候,中國的「表態文化」并不能保證人們所表之態系發自肺腑,真實無虛。2000年前發生在秦朝的那個著名的「指鹿為馬」的故事(丞相趙高給秦二世獻了一只鹿,說:「這是匹馬。」大臣中有要巴結趙高的,就跟著他說是馬,而那些堅持說是鹿的,事后都被趙高羅織罪名殺害了),就是一個生動而精彩的例子。廣播電臺在國慶50周年之際制作一期關于焦裕祿的「特別節目」,當其它人都「順利地」接受了記者采訪之后,作為蘭考縣現任縣委書記的宗家邦,卻始而「推說工作忙,不接受采訪」,繼而「勉強答應接受采訪」,最后好不容易接受采訪了,又顧左右而言他,避口不談焦裕祿精神,完全就是一種「拒絕表態」的抵觸情緒。但是,按照「表態文化」的標準,他只要拒絕表態,就表明他的「覺悟」比此前在記者話筒前「順利地」表了態的受訪者低得多。更何況,他千不該、萬不該在記者鍥而不舍的步步緊逼之下,在酒勁上沖之時惱羞成怒,氣急敗壞地聲稱「我一聽就煩」,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冒天下之大不韙,是可忍孰不可忍。
這樣,在如此這般「表態文化」的氛圍之中,人們自然就很容易忽略以下兩個問題:第一,宗家邦被記者在縣城一家賓館堵個正著,「酒足飯飽」,「打著酒嗝」,很不雅觀,但實在事出有因──他當天陪同上級參加「三講」教育的干部到焦裕祿陵園敬獻花圈,中午陪他們在賓館吃飯。因此他酒后沒有成功地表態,也應該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應該適當予以諒解;記者若當場在酒席上采訪另外一名爛醉如泥的領導,后者恐怕也不能就焦裕祿精神談出個子丑寅卯來。以「昭昭」之時的標準,去衡量一個人「昏昏」之中的言行,總有些失卻公平。如果宗家邦原本是一個各方面都不錯的干部,僅僅因為在工作餐上貪杯導致表態失誤,即被活生生勒令「下課」,那就更是有些可惜了。退一步講,即便宗家邦承認自己是「酒后吐真言」,是真「煩」,也應該給他一個申辯的機會。「真言」不一定是真理,但允許一個人說出不那么正確的真話,總比鼓勵他公開炮制正確的廢話要科學和人道得多。否則,宗家邦的遭遇只會給人一個慘痛的教訓──哪怕是喝得一塌糊涂,也萬萬不可「吐真言」。
第二,報道說,「酒醒后,宗家邦覺得不對頭,忙派人去找王XX(河南電臺記者),得知王XX已返回鄭州時,宗家邦立刻丟下手上一切事務,親自開車前往鄭州」,這表明酒醒之后的宗家邦和其它干部一樣,對表態失誤的危險有著相當清醒的認識。而報道播出后,「宗家邦忽然像變了個人似的,天天組織干部學習焦裕祿精神,天天下鄉視察工作」……原來,像宗家邦那樣也許對焦裕祿精神「一聽就煩」的領導干部,卻仍然可以至少在表面上把焦裕祿精神「學習」得很象樣、很到位,那么反過來看,在那些堂而皇之地參加「三講」教育,到焦裕祿陵園敬獻花圈,到革命圣地重溫入黨誓詞,或者「天天組織干部學習焦裕祿精神,天天下鄉視察工作……」的領導當中,是不是也有那種對焦裕祿精神、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原則其實很不以為然,甚至「白天學焦裕祿,晚上學陳希同;白天學孔繁森,晚上學王寶森」,但是一向小心謹慎,城府極深,別說喝醉了酒,就是打死他也堅決守口如瓶,因而表態永遠正確、官位永遠平安無事的聰明官呢?
宗家邦已經為他的表態失誤付出了代價,殷鑒在前,聰明官們從此只會變得更聰明;而普通群眾從中洞悉了這一層關系,也未賞不是一種收獲。
(摘自《南風窗》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