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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公安部牽頭的足壇反賭風暴，讓中國足協陷入尷尬。沒有人說得清，中國職業聯賽的參與者們，那些運動員、教練員、裁判、俱樂部，甚至足協官員，究竟有多少人曾經參與其中。更不清楚的是，為何職業化十幾年來，監管缺失，流毒泛濫？

　　作為行業管理者的中國足協，再次被推到前臺——足協管了么？管得怎么樣？為什么管不好？

　　在公眾對足協不作為的質疑聲中，原定今日召開的足協會員大會也因故推遲，足協官方網站給出的理由是，《中國足球協會章程》修改意見反饋工作尚未完結。

　　郝勁松發難

　　公民郝勁松，這次的角色是個球迷。他把裝滿炮彈的槍口，指向中國足協。

　　這個想法，兩年前就一直在他腦子里盤旋，在北大的一堂課上，一個教授提到記者狂罵足協官員，他靈光一閃，中國足球這么爛，足協是不是應該成為被告？他認為，應該讓球迷知道，足協光罵是沒用的，訴訟是另一種途徑。

　　兩年來，他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機會，他需要一種聲勢和環境，讓火力最具殺傷力，不能打在棉花上。當公安部打擊賭球的消息撲面而來的時候，他覺得時候到了。

　　2009年11月4日，備戰亞洲杯的國足隊員，開始在香河集訓，同一天，體壇周報等媒體發布消息：《公安部門突然出手，再掀中國足壇反賭風暴》。次日，全國媒體悉數跟進，足壇打黑自此成為熱門話題。

　　20天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徐滬接受央視焦點訪談采訪，首次代表官方公布了打賭案的諸多細節。

　　郝勁松認為，是時候了，他準備開戰。他通過《半島晨報》公布了手機號碼和郵箱，接受球迷的線索舉報和投訴。這是第一步，第二步，他要給中國足協寫一封公開信。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郝勁松措辭激烈：“足管中心的最高領導、足協主席應該辭職向球迷謝罪！”

　　郝勁松想表達的意思是，中國足壇賭假球現象如此泛濫，足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足管中心對賭球、假球在管理上不作為，嚴重瀆職。

　　他要以球迷的身份，用法律的手段，進行一種追究，贏得一個說法。

　　郝勁松得到了支持。民間反賭球聯盟負責人任杰，正在籌備10個城市的球迷合作活動，準備以球迷和聯盟身份狀告中國足協不作為。

　　著名足球評論員李承鵬說，他支持郝勁松，“有人說假球是一個金字塔結構，不，假球是一張網，足協是這張網的中心！”

　　“隋波案”不了了之，龔建平案不處罰行賄者，17名裁判被足協內部處理；唯一一個被足協處理過的甲B五鼠案，也只是以罰款為主，禁止從事足球活動的處罰并未真正執行——在郝勁松、任杰、李承鵬等人看來，這種不作為，助長了假球、賭球的歪風邪氣，降低了他們的參與成本。

　　“為什么尤可為這些人這么厲害，這么囂張，他就知道足協不想管。”李承鵬說，干了也沒損失，為什么不干？！

　　“任何有組織犯罪，都有保護傘，足協就是這些人的保護傘。保護傘不一定是參與犯罪，縱容也是保護。”郝勁松說。

　　被告是誰？

　　被推上被告席的中國足協，究竟是誰？

　　郝勁松說，連他都弄不明白。“我在網上找不到它的電話，不知道它有幾個機構，誰是主席都不說明白！”

　　中國足協的身份，確實很難一句話講清。兩塊牌子，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和足協，同時掛在夕照寺北街東玖大廈7樓的辦公室門前。

　　早在1955年，足協就已經存在。和中國的眾多協會一樣，在1993年改革前，其承擔的主要是對外事務等務虛的工作，足球實際的行政管理職能由體委訓練局負責。

　　1988年，為適應當時的國家機關改革浪潮，體委以足球項目為突破口，進行“協會實體化”改革，將體委的行政管理職能，逐步過渡給足協。1993年，國家體委訓練局正式撤銷，成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和中國足協合署辦公，足協正式承擔起對足球的行政管理責任。因此，始于1992年的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實際由足協領銜。于是，一個尷尬的局面出現了——在體育法中規定的代表會員利益的社會團體，同時成為整個行業的管理者。

　　目前，足協的性質是體育總局的差額撥款事業單位，每年分到為數不多的財政撥款，其運行經費主要靠自籌。足協50余工作人員的身份，是國家事業單位的職員，在體育總局有固定編制。

　　從1992年聯賽開始，擔任足協主席的人，就是袁偉民，雖然其早已在2004年卸任總局局長一職。實際領導和主管日常工作的，是足協專職副主席。從1992年職業化改革至今，先后有四人擔任此職，分別為王俊生、閻世鐸、謝亞龍和剛剛就任9個月的南勇。

　　在球迷和公眾心中，這四個人，早已不是個體，而代表了中國足協和足球管理制度。中國足壇每有動蕩，這四個局級干部的名字，便會代表足協出現在報紙版面上，承擔罵名。

　　技術難題

　　“你怎么知道我們沒管？我們管得了么？”面對記者，一名前足協官員(要求匿名)發出一系列反問。

　　“沒有證據，你怎么能說人家踢假球？足協有能力調查這些問題么？你知道我沒讓公安介入過？不能立案怎么介入啊？包括賭球網站，你以為我們沒有給相關部門提過建議，要去屏蔽這些網站？他們說這個不好辦，你屏蔽了，新的就出來了。”

　　很多年前，當“黑哨”的遮羞布被撕開呈現于公眾面前時，這名前足協官員就提出了他的觀點：假球是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法律只相信證據，不承認主觀臆斷，處理假球必須掌握確鑿證據，而足協顯然不具備這樣的職能。

　　“足球這個東西，和毒奶粉不一樣，在取證上很困難。足球本身就有很多可能性，每個人都可能出現技術失誤，所以你就必須取證，可是這種取證能取到哪里呢？一個是他自己承認，如果自己不承認，你就必須有大量的旁證和其他證據，而足協沒有這樣的調查能力。”

　　王俊生曾在《我所知道的中國足球》一書中，談到隋波事件的處理細節：“足協派出工作組進行了近4個月的調查取證，耗費了巨大的財力和人力后，還專門派人到巴西，調查風傳的錄音帶。錄音帶里是旅居巴西的華僑在昆明期間與國力隊的外籍球員電話聯系的錄音，其內容是企圖收買外籍球員，讓其在比賽中放水。但在圣保羅和其溝通時，這個華僑堅決否認。”

　　取證困難帶來的技術難題，資深足球經紀人譚劍表示認同，“足協的武器，就是行規。行規的力量是有限的，讓俱樂部降級，他根本不怕。”

　　閻世鐸曾說：“中國足協名氣很大，但實際上做不了什么事。說老實話，好事你也別以為是中國足協干的，壞事也不是中國足協干的。”

　　李承鵬提供的細節，也佐證了足協官員的無能為力：“按照中超元年的準入制度，遼寧一個球隊沒有這樣的資格，就偽造了產權證，被長春亞泰俱樂部發現了，拿出了證據。當時閻世鐸是想把這個球隊干下去的，你作假是不行的。但一個比閻世鐸更高的領導，把閻世鐸生生給按下去了。最后一個作假的遼寧升級了。”

　　誰是誰的保護傘？

　　另一個讓足協難堪的原因，可能是足協官員本身的涉案。

　　目前已經公布的案情顯示，前足協官員范廣明涉案，其被刑拘前的身份是中國足協負責商務開發的官員。

　　在假球、賭球的盤子里，范廣明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收受賄賂為打假球球隊網開一面，還是參與組織賭球，目前尚無定論。

　　足球評論員李承鵬說，足球圈里早就有范廣明參與賭球的傳言。“2001年，中國隊世界杯出現那一年，我們就說范廣明可能玩假球了。”

　　“足協內部都在傳，怎么會花了八年才把這個人逮走呢？”李承鵬不相信，足協官員中只有一個范廣明涉案。

　　“裁判都是中國足協裁判委員會派的，有大案的那些年，最好去查查誰在派裁判。”李承鵬建議。

　　資深足球經紀譚劍也認為，足協某些不干凈的官員，為賭球和假球的盛行，提供了保護傘。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作為例證。

　　“有一次，在從天津回北京的路上，我們車上一個人，給足協裁判委員會的人打電話(我不好告訴你是誰)，直接電話里說，下一輪派誰誰誰，這個裁判去了，就好使。中國足協一直說，他們派裁判，是公平透明的，哪個俱樂部都不可能知道明天的三個裁判是誰。但這個朋友他就知道。根兒不在中國足協，在哪里？肯定有內鬼啊。”

　　譚劍說，前些年，中國足協的工作人員，每月的工資沒有多少錢，但他們都有好車，不敢停在足協附近，都停在很遠的地方，再過來上班。

　　在中國的足球圈里，作為管理者的足協官員和裁判、教練、球員、俱樂部經理等被管理者，同屬于一個圈子，在這些人之間的流動，沒有明確的制度界限。

　　查閱目前足協官員的簡歷，可發現多數人曾有在地方俱樂部任職的經歷。涉案的范廣明，在擔任足協官員的同時，還在2005年擔任新麒公司副總經理，為其運作球員到新加坡打球。

　　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系，使足協官員也難逃賭球作假的嫌疑。一些涉案人員，也為賭球假球提供了保護傘。

　　一位職業俱樂部的投資人提醒記者，為何現在公安機關通報的都是俱樂部經理級的人物，而沒有具體的球員？能操縱球員的，不僅是俱樂部。

　　制度缺陷

　　足協不作為的背后，隱匿的其實是諸多制度問題。這些問題，僅僅通過郝勁松的一次狀告，恐怕很難解決。

　　曾有人建議李承鵬去競選足協主席，他本人還認真考慮過這件事。但在研究了足協章程后，他發現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雖然章程規定足協主席由會員民主選舉產生，但事實上是選一個主席，只有一個候選人，誰都別想爭。”

　　就在司法打擊賭球進入攻堅階段的時候，已經數年沒有召開的足協會員大會，計劃在21日召開。修訂足協章程，選舉新一屆足協主席和領導班子，制定中國足球未來發展思路，都是這次大會的重要議程。

　　不過，4天前的12月17日，足協官網貼出公告，因會員對足協章程的修改意見尚未征求完畢，大會暫時延后召開。

　　這個推遲，讓人們不禁猜測，早已讓球迷失望、又從來不曾真正割舍的中國足球，能否借此次打假迎來一個新的契機，抑或又是一個短暫的激情和狂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