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灶1
權責不清 執法犯法
中國足協是中國足球游戲規則的制定者,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這必然導致整個行業的混亂,無法整肅早已猖獗泛濫的假球、黑哨和賭球。這反映在處理“假賭黑”的問題上,作為行業管理者,足協做不到痛下殺手。這既涉及到自身的經濟利益,又涉及到社會影響。
“裁判員怎么會處罰自己呢?”北京市足協副主席張衡反問,“假賭黑泛濫與足協紀律委員會有著直接關系。”紀律委員會的任務是執行中超規則,進行相關處罰。此前,紀律委員會由足協人士擔任領導,最近才加入了法律界相關人士。每遇到假球舉報,紀律委員會都會提出舉報要舉證,往往以“證據不足”而收場。張衡認為中國足協的這種行政不作為,姑息縱容了“假賭黑”。他說:“我一個基層干部,都認識到假球的危害。中國足協的歷任領導為什么看不到?問題擺在那里那么長時間,沒人管,有哪個被追究了責任?這樣的教訓不總結,中國足球就沒有出頭之日。”
病灶2
免疫力低 牽涉面廣
意甲有“電話門”、德甲有“黑哨門”、東歐有“賭球門”,假球是世界足壇的毒瘤,普遍存在。而中國足球的假球可以歸結為“民工門”或是“白條門”。俱樂部拖欠球員薪水,“逼迫”球員上梁山,靠打假球、賭球賺錢。球員們不能及時得到薪水,很多時候俱樂部拖欠球員的薪水,長達半年。這成為了個別球員打假球的理由。
“白條門”是中超特有現象,俱樂部之所以敢拖欠球員薪水,是因為足協給予了俱樂部一邊倒的球員管理權。球員成了俱樂部財產一部分,如果得不到俱樂部同意,球員們難以在足協規定的18個月內再找到第二家就業的俱樂部。
職業聯賽不職業,客觀上造成了由以前俱樂部之間的默契球,而發展為今日個別球員聯合打假球的現象。加上東南亞和歐美賭博集團滲透,令假賭黑之間形成了利益鏈條,牽涉面廣。11月6日的國安慶功會上,羅寧直言不諱地向足協聯賽部主任馬成全說,“如果中國足球的大環境像現在這樣好一些,國安早就奪冠了。”這從另一方面說明,中國足球為何16年中有上百家企業進來后又離開,歸根結底還是行業自身的問題。
病灶3
法制落后 源頭治賭
客觀上看,打擊假賭黑已超出了足協行業管理范疇,應有相關司法部門介入。然而,遺憾的是,我國目前只有一部1995年制定的《體育法》,其中關于打擊假球的只有第7章的第49條和第51條有相關規定,“在競技體育活動中,有賄賂、詐騙、組織賭博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對于“假球”的界定只能“靠行業經驗判斷”。2003年宣判龔建平之前,我國對于體育比賽中的欺詐行為,最高量刑為兩年,對于參與假賭黑的人,面臨的懲罰并不太重。龔建平判了10年有期徒刑后,才出臺了一個司法解釋,賭博罪最高可獲刑10年。
事實上,盡管歐洲足球已發展了百年,有著體系完善的嚴刑峻法打擊假球,但由于里面涉及到的巨大利益,假球仍屢禁不絕。廣州足球職業經理人劉孝五呼吁,開放中國足球彩票競猜,與國外賭盤爭市場,以疏代堵,有效引導,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有專家指出,開放足球博彩的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
張衡則呼吁,“中國足球已病入膏肓,希望這次反賭風暴不要半途而廢,除惡務盡,治標治本,為中國足球撥亂反正,還中國足壇一汪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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