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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的“余熱”

　　被繩之以法的退休官員遠不止王亞忱一人。去年4月，上海一批涉地官員被查，如上海市土地學會會長殷國元、房地產行業(yè)協(xié)會會長陳士杰，都曾是市政府主管房地產部門的高官，退休后又擔任與房地產相關的行業(yè)協(xié)會或學會負責人，在許多房地產項目中扮演土地中介角色。

　　據調查，在近年的土地官員下海熱中，下海官員成為開發(fā)商競相追逐的目標，并由此結成了一張“土地關系網”，而開發(fā)商對下海土地官員的聘金也高達年薪百萬。

　　有觀察家表示，退休土地官員在地產商和官場之間就如橋梁一般，起到了溝通和中介的作用。地產商之所以重金聘請退休土地官員，也就是期望能利用他們手中擁有的關系網為他們服務，如土地批復、工程監(jiān)理和項目開展等等，都需要與土地等官員打交道。若是能有退休返聘的原土地官員做“馬前卒”，通過他們與有關部門和官員的特殊“交情”，辦起事來就順暢多了。

　　任建明認為，由退休官員充當中介，也會降低腐敗的風險。

　　“國外也有聘請退休官員，只是想讓他提供一些經驗以及知識，而不是讓他對公權力產生影響。”周澤表示，退休官員在我國的科層體系中，是屬于素質比較高的，退休以后并不影響他們對社會作貢獻。“企業(yè)聘請他們，未必都是抱著影響權力的目的，實際上他們本身有很高的知識水平、社會經驗，這些對一個企業(yè)的管理都是很有幫助的。”

　　“五六十歲的退休官員還能發(fā)揮余熱，如果這些退休官員什么都不能干了，反而是對社會的損失。”周澤認為，應當從根本上對公共權力進行監(jiān)督，而不能因為擔心他會影響權力而限制退休官員做這個做那個。

　　同時，周澤也表示：“在目前公共權力缺乏監(jiān)督和制約的情況下，退休官員受聘到企業(yè)，對公共權力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有專家稱，最近幾年權力的期權化就是公共權力缺乏監(jiān)督所產生的新型腐敗手段。期權化主要表現為一些官員在位時，利用權力的影響，合法和不合法、合理和不合理地為某些企業(yè)、個人牟取非法利益。為了“保護”自己，逃避紀檢、監(jiān)察部門的監(jiān)督和查處，他們不圖眼前的直接回報，而是為日后退休、離職或辭職下海后牟取更大的利益打下基礎。

　　“《公務員法》里的‘三年兩不準’就是為了防止發(fā)生期權腐敗，為了防止退休官員成為中介，不正當地利用其社會資本。”任建明說。

　　退休官員受聘到企業(yè)，《公務員法》中有明確規(guī)定，即人們通常所說的“三年兩不準”： 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3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yè)務直接相關的企業(yè)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yè)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但是，有專家指出，規(guī)定一定時間的“權力冷卻期”還不足以對“影子權力”的影響形成有效遏制。應建立離職官員從業(yè)限制與職業(yè)回避制度，規(guī)范離退休人員的離退休后返聘的監(jiān)管制度。如美國1998年出臺的《從政道德法》規(guī)定，前政府官員不得就原職有關問題對老同事進行游說，具體的禁止期限視職位情況分別為1年、5年乃至終身。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侯小豐等專家建議，要增加對退休高官的監(jiān)督考核。另外，上一級紀檢等部門應當定期對留在任職地的退休領導干部進行走訪，了解他們的日常活動和思想動態(tài)，發(fā)現不正常的苗頭，要及時提醒或制止。

　　誰該被監(jiān)管？

　　“需要監(jiān)管的不僅僅是退休官員，其他的因素也可能對權力產生影響，關鍵是監(jiān)管權力行使者本身。”周澤副教授表示，退休官員沒有公權，但和權力行使者有千絲萬縷的關系。這種關系，不僅僅是退休官員有，其他人也可能有，他們利用這種關系，去影響權力的行使。

　　“對權力的監(jiān)督，主要是對在職公務員的監(jiān)督。如果監(jiān)督影響公權的其他因素的話，就本末倒置了。”周澤告訴記者，“官員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有可能對權力構成影響，但監(jiān)管他們是很荒謬的。”

　　任建明也表示，與其對離休干部進行監(jiān)管，不如在他在任的時候，把子女安插到政府部門之前就進行監(jiān)督。

　　“監(jiān)管本身是應該指向權力。保障權力的正常、透明的行使，這比監(jiān)管退休官員、官員老婆更有效。”周澤說，對權力的監(jiān)督，不僅僅是權力行使者本身。如果要避免其他因素對權力的影響，就要有更充分的信息公開，比方應該讓公眾看到高官基本的社會關系、親屬的職業(yè)、財產狀況等。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毛壽龍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如果做到政策公開透明，按政策制度公開辦事，不論是下海的官員，還是其他從事經營活動的人，都在一個平臺上公平競爭，那也就不存在權力壓倒一切的現象了。

　　此外，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表示，總體上要加大媒體監(jiān)督的力度、公眾監(jiān)督的力度，盡快建立官員收入公開申報的制度，建立陽光財政和陽光收入。

　　在胡星斗看來，退休官員的監(jiān)管與公務員薪酬機制的改革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他表示，我國官員的工資有很多是非貨幣化的，退休以后拿退休工資，他們會認為有很大的損失。而實際上，我國在財政上的開支很大，但工資卻不多。“比方開車、住房補助，加上各種隱性收入，公款吃喝等，一年國家給一個官員的財政支出就好幾十萬。”假如這些都能夠貨幣化，取消他們的特殊福利，增加官員的工資，那么他退休以后的工資也會相應提高，這樣有助于退休以后避免官員心理上的失落。

　　如英國從法律上規(guī)定一般公務員的實收工資不得少于最低生活費用的120%，且必須高于勞動者保障工資額，而國家的津貼、獎金收入更為可觀。另外，公務員實行無過長期任職制，工作相當穩(wěn)定，退休金也高于私營部門，對官員給予充分的報酬大大減少了官員腐敗的必要性，有效預防了腐敗行為的發(fā)生。

　　介質的消除

　　有學者從我國的諸多腐敗案例中研究發(fā)現，在工作過程中，有許多在職官員就是因為礙于“老領導”、“老上司”的情面，于是“難免”會做出一些事與愿違的事情來。也就是說，很多時候，是退休官員尤其是退休高官的潛在影響與推動，促使在職官員陷入了貪污腐敗的漩渦中，并由此催生一系列官商勾結的惡性腐敗問題。

　　而退休官員建立起牢固利益鏈條的手段，也正是靠提拔下屬、親信、秘書等。

　　任建明表示，之所以退休官員的影響力還能夠發(fā)揮作用，“是因為他提拔的在職公務員在起作用。”如果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不能受到有效遏制，將會導致更多的腐敗。

　　“退休官員能發(fā)揮影響力，必須通過一些途徑和中介。”任建明分析，如何破除中間的介質，這就需要進行管理改革，如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從伯樂相馬到規(guī)則賽馬，這樣一個根本體制的變革”。“干部的選拔任用，不是領導一個人說了算，提拔他身邊的人，要有客觀的組織程序、公平競爭的機制。”

　　任建明表示，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qū)都不存在用人腐敗的問題。“要么是靠選舉，要么靠市場機制。”例如，香港大量的政務官是通過招聘，是人才市場決定的，而不是靠委任制。“我們現在的選人用人機制是人選，如果是制度選人，就忠實于憲法、制度，向制度負責。因為不是誰來決定我，是制度、選民來決定我。我們現在的機制是，領導選定了我，所以，不是向制度、組織負責，而是人身忠誠，是個人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