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潮背后
“黑煤窯、煤檢站，只要捅了婁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記者是真的假的，只要來了破財消災就是。”“‘窯主’們根本不在乎幾個錢，而當時煤礦事故報道產生的影響，確實嚇到了他們。”李治軍說，采煤業的不規范，尤其是黑煤窯和黑煤檢站的泛濫，提供了滋生假記者的土壤。
根據大同市官方的說法，這兩年大同打擊非法煤礦的力度是增大的。
但是大同民間的觀點，黑煤窯并沒有減少的跡象，官商勾結的各種版本的故事，也在民間廣泛流傳。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監局腐敗案中，有5名局長落馬。一年內，山西境內7位安監局長深陷牢獄，其罪名大多為貪污、受賄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
“有些報紙的發行任務，都是通過主管煤礦安全的部門直接分派完成的。”1月28日，山西一家黨報駐大同記者站站長說。
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大同市國土資源局紀檢組組長楊慶才也曾表示，地方小煤礦可能存在著官煤勾結的情況。
據當地官員介紹，除了黑煤窯還有部分煤檢站違規操作，黑煤窯就是通過他們的檢查，才能從大同運出去牟取暴利。
“想當煤檢站站長，除了在煤炭公司、當地政府里有關系，至少還得花個100萬才能當上，當一個管五六個人的班長，也得花10萬以上。”李治軍說，只要能進了煤檢站，一年就能撈回十倍的“過路費”。
“黑煤窯、煤檢站，只要捅了婁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真假的，只要去破財消災就是。”李治軍說。
“大同假記者已經泛濫成災了。”大同市新聞中心主任谷盛明說。
然而，1月11日，大同市公布的《大同市打擊假報假刊假記者專項行動通告》，卻沒有得到輿論的支持。
雖然大同市官方堅稱“打假”跟蘭成長被毆致死案沒有任何關系，但是，微妙的先后關系和案件曝光后，大同方面的反應，都受到了強烈質疑。
《南都周刊》發表專欄評論，指出“大同不能以打擊假記者為真兇開脫”，另外一些媒體評論指出，大同政府方面是在轉移視線，掩蓋地方官商勾結的根源問題。
1月28日，大同打擊假記者專項活動領導組拒絕接受采訪，據政府方面透露，迫于輿論壓力，目前“打假”專項行動已經暫停。
“剛開始的時候，礦主們也不懂這個，他們大多是經過政府里的熟人指點，才開始這么做的。”李治軍說，假記者成風、出錢擺平記者的風氣形成，跟一些頗有媒體交道經驗的官員有關。
據李治軍介紹，上世紀90年代末，礦難報道剛剛出現的時候，政府方面已經和媒體大量接觸，并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根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有些所謂大腕記者吃兩頭，在這些吃“宣傳費”及“滅火費”的人群中，還有一小部分媒體從業人員充當起了違法違規企業和單位的顧問與“危機公關部長”，成了違法亂紀的“保護傘”，專門幫這些單位協調所謂的“社會關系”。
“‘窯主’們遇到問題，向政府熟人請教，很快就知道了拿錢擺平的辦法。”李治軍說，也有官員或者礦主找相熟的“大記者”支招，包括什么樣的媒體怎么接待、給多少錢，都是由記者策劃的。
真假難辨
“關于記者以及廣義的新聞工作者，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需要明確的界定。”蘭成長事件之后，李治軍一直窩在城里，幫媳婦看店、賣女裝。1月28日中午，他聯系了幾個同行，不是在家買菜、看孩子，就是聚在一塊喝酒。“最近風聲比較緊，很多同行的發行站、辦事處都關門了。”大同市新聞中心資料，在市新聞出版局登記、獲得大同官方認可的記者站，只有山西日報、山西晚報、山西電視臺等8家省內主流媒體，人員總數不超過50人。
而根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在山西設站的媒體有80多家，不光有國家權威媒體以及下屬新聞單位的。
“山西境內有的大同都有，甚至名目更多。”李治軍說，很多媒體名字都沒有聽說過，什么時事觀察、時事報道等等，大多都是名義上掛靠在國家黨報下屬的一些雜志下面。“”而他們的從業人員，按照管理規定是負責發行業務的，但是，他們一般像蘭成長一樣，拿著記者站頒發的證件，進行‘采編一體、以采編促發行’的活動。“李治軍說。
這兩年，網絡媒體逐漸顯示影響力，大同也出現了不少網絡媒體的工作人員，也以記者的名義進行采訪。
在大同警方公布的蘭成長事件調查結果中，當天與蘭一起到煤礦的“中國論壇黃焱忻”，經當地媒體證實，就是今日中國論壇在大同的工作人員。
“這些自稱是網站工作人員的，也以記者的身份進行采訪，有的名片上某某論壇駐大同調查員、調研主任等稱呼。”李治軍說。
“那么多人，誰是真的誰是假的，誰能分辨清楚？”山西一家省委機關黨報資深記者、駐大同記者站站長說，國家并沒有法律規定，記者站通訊員之類就沒有采訪權。
雖然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已經在幾年前提出要求，記者應當持有該署統一印發的記者證，但實際上，因為體制原因或時間因素，一些媒體內真正承擔報道采訪任務的記者也未持有這一證件，所以僅憑這一證件也很難判斷真假。
因此，有媒體評論認為，判斷是否真記者，主要應看其是否從事新聞采訪工作。《中國青年報》也發文指出，只要是以發文為要挾要錢要物的，都是假記者。
“假記者泛濫確實是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大同出了這個事以后。”1月31日下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報刊司副司長林江說，“關于記者以及廣義的新聞工作者，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需要明確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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