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公司駐蟲其實希望社會注意到他們的壓抑處境
5月28日，年僅25歲的深圳華為公司員工胡新宇突然去世，他的死被很多同事認為是與加班時間過長相關。
胡新宇去世前是華為公司的硬件工程師，胡的同事在其去世后的悼念文章中羅列了他一天的工作時間表：一般在晚上近22:00坐上公司的班車從坂田基地回家，到家時間已超過23:00。然后早上7點又得起床去趕公司的班車上班。
從4月初開始，胡新宇所在的接入網產品線硬件集成開發部進行一個封閉研發的項目。這個項目開始后，胡新宇經常在公司過夜，甚至長時間在實驗室的地上依靠一個床墊打地鋪，加班時間最長到次日凌晨2點左右。早上依舊早起，8點鐘吃早飯，9點鐘打卡上班。“他深受華為文化的改變，認為不加班就是不對，加班才是正常的。”一篇文章如是說。
毫無疑問，很少人會主動選擇超常的工作時間，除非有特別的動力。一份調查顯示，在那些情愿付出更多的時間在公司的人群中，有78%的人的目的是“為了發展。”
的確，那些被認為是職場精英的人，相對與普通人來說，對工作總有超出常人的預期，“高付出高回報”是他們的生活信條。有時候，他們自身給予的壓力，甚至遠遠超過外部實際存在的壓力，而這種內在壓力一旦轉變為習慣，加班就會成為一種自律性的選擇。“升職、加薪、學到更多的東西、促進企業的發展。”不少職場精英在期望自己付出努力的同時，帶來個人與企業的雙重收益。
這是一種“向上社會”中常見的景象，似乎沒有這樣一批人支撐，這樣繁花似錦的場面也無從實現。但很少有人追問：自己努力追求的，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否是自己能力范圍內可以承受的，是否是自己理所應當付出的？
而就在胡新宇事件發生前不久，他的同齡人——在外企EMC工作的高級秘書瑞貝卡則果斷地對公司生活說“不”。
4月7日晚，EMC大中華區總裁陸純初回辦公室取東西，到門口后發現自己沒帶鑰匙，而秘書瑞貝卡已下班。陸純初幾次聯系未果后，于次日凌晨通過內部電子郵件系統發給瑞貝卡一封措辭嚴厲的英文“譴責信”，要求她以后“無論是午餐時段還是晚上下班后，跟你服務的每一名經理都確認無事后才能離開辦公室”。
而瑞貝卡則不甘示弱，回信告訴自己的上司，“你無權干涉和控制我的私人時間，我一天就8小時工作時間，請你記住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時間都是我的私人時間。從到EMC的第一天到現在為止，我工作盡職盡責，也加過很多次的班，我也沒有任何怨言，但是如果你們要求我加班是為了工作以外的事情，我無法做到。”
這封咄咄逼人的回信后來被轉發到全國數千外企當中，瑞貝卡在網絡間甚至被譽為“史上最牛的女秘書”。
兩個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同一背景之下被聯系在一起。無論是胡宇新的死，還是瑞貝卡的辭職，都引發了對“以公司為家”現象的反思。如果說，瑞貝卡的辭職還僅僅是一種個人反抗的話，那無數在外企工作的職員，用他們近乎瘋狂的轉發郵件的行為，默默表達了對瑞貝卡的支持。
與此同時，同事間自發悼念胡宇新的文章也在網絡間廣為流傳，人們在追憶這個年輕的生命時，也對他的遭遇感同身受。也許胡宇新的離去僅僅只是一個警示，在浩如煙海的信息當中，胡宇新的名字會隨著時間的流失而逐漸為人們所淡忘。但是胡宇新曾經面對和留下的問題，卻需要更多人去思考和解答。
正如中國人民大學休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教授所提醒的那樣，“一個人的時間不僅僅全都是為了工作的，而是為了追尋幸福快樂生活的。”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