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張偉靖
“預測與現實的反差,主要是對世貿組織和中國入世后享受的貿易優惠政策不太了解造成的!
互相交流柴米油鹽的價格,是小區里大爺大媽們的重要工作之一。近來他們都在抱怨價格的上漲,尤其是豆油,5升裝的大豆油10月底31元就能買到,到了11月底,價格猛升到41元。
大爺大媽們并不知道CBOT(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甚至不知道期貨是什么,這些是離他們生活非常遙遠的事情,但正是通過CBOT等市場的反應,美國大豆產區的氣候變化才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中國百姓的柴米油鹽。
五年前的12月11日,經過15年“從黑發到白發”的艱苦談判后,中國最終成為WTO的成員。也就是從那時起,從美國大豆收成到中國大爺大媽們關心的豆油價格,傳導的過程正變得越來越快。同樣,中國的變動也影響著美國百姓的日常生活。
汽車業:最大的預測失誤
“入世前我們到東北那邊開研討會,有人提出,入世后中國汽車產業會受到很大沖擊,國家要出臺一些政策,號召消費者購買國產汽車!
12月2日,在上海對外貿易學院和德國阿登納基金會聯合主辦的第六屆SIFT-KASWTO年度論壇上,中國復關入世談判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劉光溪回憶當時汽車產業恐慌的情形。僅僅過去了五年,這段放在大家看來已是笑話。
汽車業的高速發展讓當初的預測者們都大跌眼鏡,而當年為了保持進口汽車配額的問題,談判進行得非常艱苦,“當時我們找到一個很好的借口,全球的紡織品配額也是到2005年才取消,既然在對中國出口具有強大競爭能力的領域,紡織品貿易方面,你們還是有配額,為什么我們汽車不能有配額?這一條打動了他們。”劉光溪說。
如今,昔日的談判代表龍永圖不禁感慨:“當時如果我們就保留一年、兩年多好,在其他方面就可以撿回來很好的東西。我們多爭取了一兩年,談得簡直是焦頭爛額,但是最后沒有起作用。”
“預測與現實的反差,主要是對世貿組織和中國入世后享受的貿易優惠政策不太了解造成的。”吉利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李書福告訴記者,“入世對中國汽車業推入制度帶來了沖擊,由于這個沖擊,吉利第一批民族品牌企業才有機會進入汽車行業!
上海WTO研究中心秘書長沈大勇也對此進行分析:“經濟學是從靜態的角度去分析,很難估計我們國內已經和國外聯營的那一塊,合資帶動了本土汽車業的迅速壯大。”
最終還是龍永圖給出的答案最為尖銳:“當時中國汽車進口配額養了一大批人,一輛汽車的配額可以掙1萬人民幣,批配額的那些官員神氣活現,我是親身有感觸的,這幫人正好也參加汽車談判。另外,已經進入中國的外國企業也表示,開放太快的話,中國汽車產業受不了,實際上是怕他們在中國的利益受到沖擊。這樣,中國汽車產業的代表和外國已經進入到中國的代表,形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見。我們現在回憶起來,都是帶有某種利益!
農業:也曾過度擔憂
如果說對汽車行業的預測失敗還帶有幾分利益集團的誤導,那么時任總理朱镕基的擔憂至今令人警惕——“入世我最擔心的是農業”。
如今,農業問題已經擴展為“農村農業農民”三農問題,并且成為本屆政府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所幸,入世并沒有給農業帶來想象中那么大的沖擊。
“理論上來看,中國農業缺少競爭力,大豆小麥這些資源密集型農業,是我們的弱勢。但恰巧入市前兩年,整個世界收成不好,不僅沒有像預估的那樣受到進口的沖擊,相反,還有個別農產品出口!鄙虼笥赂嬖V記者。
或許盛產大豆的黑龍江海倫市農民們更有感觸。2001年,大豆價格最高達到1.10元。彼時所有的專家都在說:“入世受沖擊最大的將是大豆!倍F實卻讓人意外,2002年,海倫大豆價格漲至1.20元,到2004年4月,已躥升至1.80元的歷史天價。2003年的海倫,不僅80%的土地都種了大豆,還出現了海北(中國)芽豆交易市場,建立了大豆交易中心。
然而,盡管晚了兩年,“狼”還是來了,2004年4月,隨著芝加哥大豆期貨掉頭向下,國內大豆“崩盤”了。從這一年的9月到2006年的8月,大豆價格從1.80元一路下跌到1.05元。
“國內的大豆市場基本就是芝加哥大豆期貨的影子市場,大豆的價格完全由美國市場制約,國產大豆在價格、運輸等多方面都存在極大劣勢!眳R鑫期貨研發部總經理馬法凱對記者說,在進口大豆的沖擊下,出現了大豆危機,由于入不敷出,很多豆農都不得不改種其他作物。
馬法凱認為:“國產大豆的減產未必是壞事,畢竟中國地少人多,可以有更多的土地用于種植玉米和小麥,相對來說更為重要!
而大家擔心的是,玉米會不會重蹈大豆覆轍,在低價進口玉米的沖擊下垮掉。對此,馬法凱還是比較樂觀:“盡管中國會成為玉米凈進口國,但對待玉米小麥這種主要糧食作物,國家會通過國儲收購進行價格調節,給予足夠的保護!
減免農業稅、對農業補貼、為農民提供基本教育醫療服務,入世五年間,中央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政策保護農業產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自身的調整也在進行,農業的出路是在理順產供銷一體的基礎上,發展我們的優勢,即勞動密集型農業,如蔬菜瓜果畜牧業水產業,能夠完成這個轉換,我們還是有競爭性的!鄙虼笥抡f。
服務業:至今爭論不休
五年過去了,作為保護期最長的中國銀行業也要正式開放。相對于其他領域,中國金融服務業的改革開放一直是滯后的,同時爭論也最多。
尤其是近兩年,通過剝離不良資產、注資、引進境外投資者、上市等,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在“賤賣”與“金融安全”的爭議中艱難推進。在業務層面,很多所謂“與國際接軌”的做法也引來眾多客戶的批評,至今沒有統一的說法。
外資金融機構并沒有像大家擔憂的那樣“長驅直入”,搶市場搶客戶,而是紛紛爭搶中國本土銀行的股權,從國有商業銀行到城市商業銀行,專家們認為“技術上該破產”的銀行都成為外資的“香餑餑”。
預測是有風險的,但在記者的要求下,沈大勇還是對銀行業提出自己的看法:“銀行業的開放,中外資會有一些交鋒,外資銀行吸納一些高端客戶是看得到的,但整體而言,我個人認為不會有太大的沖擊!
“有幾個方面的制約,比如居民經營本幣業務,要有比較便利的商業網點做基礎,外資銀行在短時間里面無法做到這點。另外,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到時候人民幣怎么帶出去,帶給誰,都有問題!
“服務業和制造業不同,有天然的本土化優勢,即使是外資銀行,雇員與基本管理人員還是本土人,開放對于本土商業銀行核心競爭能力的提升有好處!
在服務貿易領域,除了金融業,當年的談判焦點還有電信業。事實上,四年前中國就已基本履行承諾,而市場卻波瀾不驚,龍永圖都自言意外:“第一是沒想到中國電信企業有這么強的競爭力,沒想到中國電信行業在過去幾年發展這么快。第二是沒想到外國電信企業,特別是外國運營商進入中國市場的步伐會那么慢,熱情會那么低。當時預想的外企一窩蜂擁進中國的電信市場,攬得天翻地覆的情況沒有發生。”
沈大勇分析:“外資觀望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電信技術本身的發展,技術日新月異,很多趨勢很難預料,比如談判時放在最前面的是增值電信,接下來尋呼業,事實上現在尋呼業基本萎縮,再如談判時固定電話是主要的業務,移動通信是其他服務,現在趨勢也發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國內法規還不太完善清晰,他們輕易不敢試水!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