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副校長、著名法學教授胡建淼：學生是公民，我們要充分尊重他們的訴權，但也不允許違法亂紀行為通過訴訟得到變相的張揚。依法治校治的不僅僅是學生，更應該治好學校管理者和教育者。
浙江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汪曉村：依法治校核心是保障教育者的工作權、受教育者的學習權，前提是“抑惡揚善”的教育初衷不能改。
全國各地，大學生頻頻狀告母校。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僅去年一年就受理并審結10例大學生狀告母校的行政訴訟案件。這一現象的出現迫使教育行政部門、各大高校不得不加快依法治校、構建和諧的法治校園的步伐
今年3月9日，歷時一年零五個月之久的浙江大學學生周稷棟狀告浙大一案終于在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落下法槌。至此，該案一審以周稷棟敗訴告終。有專家斷言，此案的判決可能成為“學生狀告母校，母校屢屢敗訴”現象的“分水嶺”。
杭州市西湖區高校云集，據西湖區法院統計，該院在2003年10月受理了第一例、也是當年惟一一例學生狀告母校案，即周稷棟狀告浙大一案；2004年，該院受理并審結學生狀告母校的行政訴訟案突然間增加到了10例之多。浙江大學、杭州商學院(現為浙江工商大學)、杭州電子工學院(現為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杭州師范學院等浙江幾大高校相繼被推上了被告席。
在全國，同類案件也是頻頻發生。浙江大學一位負責人認為，此種現象的出現，說明學生民主法制意識日益增強，同時也對各大高校實施“依法治校”戰略提出了更高、更為迫切的要求……
學生告母校母校屢敗訴
學生狀告母校的現象始于1998年“田永狀告北京科技大學”一案，緊接著原北大博士生劉燕文為學位狀告母校。兩案原告相繼勝訴(注：劉燕文案一審勝訴，二審以程序問題改判劉燕文敗訴)。由此在全國卷起了一陣“學生狀告母校”的熱潮，在這陣熱潮中，學生勝多敗少，學校明顯處于劣勢。
杭州市西湖區法院行政庭庭長方俊燦說，從我們對這些案子的審判中發現，學生狀告母校的案例主要集中在學校兩證(畢業證書、學位證書)的頒發上，學生由于種種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學生在校期間受過處分)被學校剝奪了取得兩證的資格，由此引發訴訟。
顯然，田、劉兩案的勝訴讓許多未能獲得兩證的學生看到了希望。
那么，在這些案子的判決中，學校緣何屢屢敗訴呢？
目前，涉及學位與學籍管理的法律法規主要有1981年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以及1990年國家教委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
據了解，學位條例規定學生是否可以獲得學位的審定條件有兩個：一是政治條件，即是否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二是業務條件，即是否達到相當學位的專業水平。但其中對申請學位者的思想品德沒做硬性規定。
另外，《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學生是否獲得學位證書和畢業證書也只在學術專業方面進行了硬性的規定，而在學生思想品德、道德品行的考量上沒有明確的界定。因此，高校往往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從嚴從細地制定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對學生的思想品德、道德品行進行考量，并使之成為是否授予學生兩證的剛性條件，比如“受過記過以上處分的學生就不能獲得學位”等。
對此，在學術界和法律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觀點一———既然上位法在評定學位時，沒有對學生思想品德明確界定，學位證書的頒發側重點應該放在對其學術專業方面的考核上，而不是思想品德。其典型案例是成都某高校法學院法律專業在職研究生肖某因涉嫌貪污被逮捕，但是，經他申請，該校通過了對肖某畢業論文的初審，并讓他參加了畢業答辯。有專家認為，連犯罪嫌疑人都能參加碩士學位的答辯，并有權獲得碩士學位，更何況那些僅僅違反校紀校規而被處分的學生呢？觀點二———高校秉著對國家和人民負責的態度培養合格人才，一個思想品德不過關的學生豈能給其頒發學位證書呢？學生的思想品德好壞必須作為學位評定的硬性條件。同時，根據《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的規定，學位授予單位(指高校)可根據暫行實施辦法制定本單位授予學位的工作細則。
對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尹昌平認為，首先，高校根據自身實際制定的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往往過嚴過泛，與上位法不一致，同時自行設定了沒有法律依據的學位授予條件，違反了下位法不得僭越上位法規定的一般立法原則，如允許各高校各有千秋地制定寬嚴不一的學位授予標準，易造成全國法律適用上的不統一，實際操作上也違反了公平的原則。其次，一些高校在評定學位時沒有按照嚴格的程序進行，有的評審委員會形同虛設，缺乏必要的環節，造成程序上的違法。基于這兩個原因，在大學生狀告母校案中，往往是學校敗訴。
周稷棟一案可能成為分水嶺
周稷棟狀告浙江大學一案從一開始就備受媒體關注，這不但是浙江首例學生狀告母校案，而且在同類案件中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意義。
周稷棟是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1999級學生，在校期間，由于兩次作弊，被學校分別處以記過和留校察看處分，兩年后，該校解除了其留校察看的處分。2003年6月，周以學分229分的成績畢業，取得了浙江大學畢業證書。同年6月25日，浙江大學以《浙江大學學分制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四十二條“凡受過記過以上處分者不授予學士學位”的規定，作出了“不授予周稷棟學士學位”的決定。
為此，周稷棟將浙江大學告上法庭，請求判令撤銷被告作出的不授予原告學士學位資格的決定，對原告的學士學位資格重新進行審核。
周稷棟認為，學位證書是國家授權的學位授予單位對個人在一定的專業領域所達到的一種專業技術水平的確定。“學士學位”所體現的是一位本科專業畢業生的學術水準而不是反映其道德水準，他在校期間已學完教學計劃規定的全部課程，考試合格，學校已準予畢業，按照學位條例第四條規定，可以授予學士學位。
浙江大學則認為，《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可根據本暫行實施辦法，制定本單位授予學位的工作細則。”學校當然可以結合學校的具體情況制定符合學校定位的學生管理辦法，這個辦法就是《浙江大學學分制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該辦法第四十二條規定，凡受過記過以上處分者不授予學士學位，因此學校決定不授予周稷棟學士學位。
顯然，原被告之間的爭論焦點在于，學生思想品德的好壞是否構成評定學士學位的必要條件。
考慮到該案的判決將帶來較大的社會影響和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西湖區法院在此案的判決上非常慎重，在法律適用問題上向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作了請示。
與此同時，浙江大學就“學位條例等相關法規中是否涵蓋了對授予學位人員思想道德品行方面的要求”向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了請示。2003年11月21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針對浙江大學的請示作出了《關于對〈學位條例〉等有關法規、規定解釋的復函》。該復函明確：《學位條例》第二條的規定，其本身內涵是相當豐富的，涵蓋了對授予學位人員的遵紀守法、道德品行的要求；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1981年聯合發布的《關于做好應屆本科畢業生授予學士學位準備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了政治、道德、法紀方面的標準，文件所作的規定不僅是當年，現在仍然是授予學士學位應執行的規定。
按照該復函，學士學位的授予顯然與學生的道德品行掛上了鉤。
浙江大學副校長、法學教授胡建淼認為，這個復函相當于法律解釋，適用于今后的同類案例，學生的誠信與否、思想品德好壞將理所當然地構成了學位評定的必然條件。
今年3月9日，西湖區法院經過再次公開開庭審理，判決維持被告“不授予原告學士學位”的決定。據了解，周稷棟在上訴期內放棄了上訴。
胡建淼認為，此案的判決將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將扭轉以往學生狀告母校案中學校屢屢敗訴的局面。
解讀學生屢告母校現象
有統計材料顯示，目前學生狀告母校的案例按訴因不同可分為八類：一是考試作弊被取消學位的；二是考試不及格被取消學位的；三是英語未過四級被取消兩證的；四是學校侵權未盡義務的；五是學生在校期間被無故侵害的；六是學生因違反校紀校規被退學的；七是學生非法定原因未被學校錄取的；八是學校亂收費的。
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長尹昌平說，其實，從全國學生狀告母校案的訴訟范疇上看分為兩大類：一是民事訴訟，比如學校服務不到位的、繳費收費發生糾紛的、在校期間學生被傷害的、學校管理設施存在瑕疵的、學校對學生監管不到位的；二是行政訴訟，比如學生因故不能獲得兩證的、學生違反校紀校規被處分的。
胡建淼認為，不管是哪種類型的案子，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待學生狀告母校這一現象，不論是高校還是法院，我們必須充分尊重學生的訴權。
尹昌平庭長告訴記者，在民事訴訟中，學生和學校是平等的民事主體，法院在受理和審判中不存在難點；而在行政訴訟中，按照浙江法院系統的立案原則，目前法院受理的案件主要是那些學生要求學校頒發兩證的案子，對于學生不服學校處分而狀告學校的案子，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因為學校根據《學生學籍管理規定》和《學生獎懲規定》對犯錯誤的學生進行處分，屬于行使學校辦學自治權的內部管理行為，不屬于具體的行政行為，因此也就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其實正如尹昌平庭長所說的，學生狀告母校在行政訴訟范疇內，準予立案的范圍是非常狹小的，那么近兩年間，此類案件為何會急劇增加呢？
西湖區法院行政庭庭長方俊燦認為，原因有四：一是社會對人才的要求不斷提高，學生無兩證很難就業，因此一些未能獲得兩證的學生就不惜一切代價狀告母校，目的就是想通過訴訟重新獲得兩證；二是學生法制意識明顯增加，突破原有學生告母校“大逆不道”的傳統觀念，為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毅然挺身而出質疑學校的一些制度、規章；三是學校體制改革中，自身的一些規章制度沒有跟上，新制度與原有制度沒有很好的接軌，甚至相抵觸，給學生狀告母校找到了空間；四是學校的一些規章制度缺乏公開性、透明性，特別在學生入校時沒有交代清楚，容易讓學生產生誤解，給學生狀告母校留下隱患。
胡建淼表示，我國有關教育立法還存在著規定過于寬泛、某些方面存在漏洞、個別條款與時代的發展不同步等因素，這些也給學生狀告母校留下空間。他舉例說，學位條例第二條規定：“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具有一定學術水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條例的規定申請相應的學位。”但從實際操作看，此項不能適用于外國留學生。
浙江某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生會主席則更為直白地告訴記者：“學生頻頻狀告母校，學生是無奈而為之，說實在的誰愿意行這種‘大逆不道’之舉呢？但目前我們的教育環境、校園環境還缺少一種濃郁的民主與法治氛圍，校園的一切規章制度，都是由校方說了算，甚至由個別領導說了算，在處理學生違紀違規事件時，往往不能做到透明公開，沒能給當事學生充分的申辯機會。依法治校在一些高校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并沒有付諸行動。”
和諧校園呼喚依法治校
自從2003年7月，教育部發布《關于加強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見》后，各大高校均開始加大對依法治校理念的宣傳力度，也逐步將依法治校的理念付諸于學校的教育管理之中，但由于缺乏統一的模式和標準，各高校依法治校工作進程不一、做法各異，有些高校甚至走入誤區，認為對學生嚴管、猛打、重罰才是依法治校。
浙江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汪曉村說，在依法治國的方略下，依法治校顯得尤為重要。依法治校核心是保障教育者的工作權、受教育者的學習權，這是他們基本權利，在保證他們基本權利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追求公正、公平、公開的基本理念，“抑惡揚善”的教育初衷不能改。我們首先要尊重和支持那些為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狀告母校的學生，但同時我們也應對那些為了達到不正當目的而狀告母校的動機表示唾棄。
同時，他還指出，目前，我國教育領域中，上下位法均須逐步完善，還需要走比較長的路，學校的一些管理也存在不到位的地方，作為高校的管理者和教育者必須看到，學生狀告母校將促進學校和主管部門去思考這些問題，完善這些問題。因此不論學生如何狀告自己的母校，我們首先肯定的是學生的民主法制意識增強了。其次，學校必須思考在實施教育和管理中，教育管理行為是否合法的問題，校紀校規中是否存在與國家法律法規相抵觸的東西，有的話必須及時清理、規范，只有嚴格做到依法治校，學校才能少當被告或不當被告，當了被告也能少敗訴或者不敗訴。
那么，高校究竟得如何實現依法治校呢？浙江大學的做法也許值得借鑒。
今年1月14日開始，該校專門成立“文件清理工作小組”，正式著手清理1998年9月四校合并以來的所有文件，凡以學校黨委、行政和校黨辦、校辦名義發布的文件均被列入清理范圍，清理的重點是那些直接涉及教職工和學生權益的文件以及與上級部門法規不相一致的文件。據悉此項工作將于今年5月份完成。
該校副校長胡建淼認為，依法治校主要是指學校管理師生的行為必須符合法的規則與法的精神。首先是校紀校規的清理，以保證其與國家法律、法規和規章的一致性。另外，學校在對已有文件清理的同時，還必須制定一整套嚴格規范的行政管理工作規程，讓“正當程序”滲透到學校管理的全過程，以保證學校各項行政管理工作長期按照依法治校的理念實施，這是法治管理的必然要求。
他告訴記者，目前浙江大學成立三個小組，分頭起草《浙江大學行政管理工作規程》，三者互不干擾，然后在這三份規程草稿的基礎上形成一個統一的、科學的、完整的、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規程定稿，最后交由浙江大學黨委常委會通過。
記者看到了其中一份規程草稿，該規程著重從程序上規定了學校如何開展各項行政管理工作，非常細致，可操作性強，遵循的是“平等、透明、公開”的原則。
胡建淼認為，依法治校治的主要是教育者和管理者，只有治好了教育者和管理者，依法治校才能真正落到實處，才能營造一個和諧發展的法治校園。
3月29日，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這部將于今年9月1日起實施的部門規章對學生考試作弊、大學生婚戀和學校的自主處分權均作了規定。在進一步體現“育人為本”，維護學生合法權益的同時，也對學校的依法管理給予了法規支持。
來源:法制日報 作者:余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