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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約撰稿/周文淵(資深足球評論員)
打破堅冰必須深入到總局和體制的層面，否則，一切都是泛泛而論，一切都將不了了之
很多人這樣詮釋11·17中港之戰對中
國足球未來的導向作用：如果中國隊大勝后取得了小組出線權，那么明后年的中國足球還有熱鬧看，但足球改革恐怕就沒戲了。如果中國隊出局，那么未來兩年由于國家隊沒有重大比賽，中超聯賽又實在沒法看，中國足球必將陷入一片死寂中，不過洶洶的民情將迫使有關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基于這種詮釋，不少人希望中國隊不出線，甚至越窩囊越好。這樣中國足球還能痛定思痛，在絕望中尋求新生。
這樣的情緒可以理解，這樣的詮釋也有一定道理，中國隊確實也很窩囊地出局了，但基本上，中國足球不會按照這種非此即彼的簡單方式運行。如果有新生的話，也只有等待一場超越足球、波及整個體育系統的大革命爆發后才會產生。
11.17無關中國足球的未來，中國足球的死結在于體制和人事，以及存在于整個體育系統中的錦標主義，或金牌文化。
一次殘酷又辛辣的大勝
《一千零一夜》讓我們領略了某些阿拉伯人的狡詐，23年前的沙特人更曾很現實地給我們上過一課。不料，11月17日，中國隊又被科威特人像猴一樣給耍了。一個進球，只比你多一個進球，科威特人不僅把你這個種子隊給滅了，還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你的智商、你的尊嚴。
這幾年中國足球忽然成了權貴們的寵兒，經常能蒙受不正常的厚愛，說到底是中國的巨大國力和市場的因素，換句話說，足協是在大肆透支國家信用。或許有人不以為然：誰都在搞交易，我們干嗎要假冒清高？此說不假。問題在于，人家是場內場外雙管齊下，我們卻把“足球外交”當作全部的賭注，進而把足球異化為政治，最終中毒上癮，并造就一批足球政客。
中港大戰中，漢家軍從來沒有這么漂亮地贏過，換來的卻是輸掉了一切，包括生存權；中國球迷很久沒有這么享受過足球了，但終場哨響才發現7比0的輝煌戰果恍若7顆碩大的苦果，苦澀得足以讓中國足球幾年內都緩不過勁來。
在既定的體制和人事下，中國足球每一個自選動作都銘刻著罪與罰的宿命。
無所寄托的足球改革
慘敗之后，每個人都會作痛心疾首狀，發一些大而無當的宏論，比如足協副主席楊一民先生說，我們還是要搞好聯賽，搞好青少年足球。幾乎忘了是誰年復一年地作出肢解聯賽賽程，甚至不惜一再取消升降級等決策的。至于改革派，更是登高一呼，中國足球不改革就要完蛋了！
話說得一點沒錯，但這些人，我們可以信賴嗎？
誠然，山坳里的中國足球非常需要徐明那樣的大佬，運用種種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手段去逼迫足協革自己的命，但徐明們本身卻是不太可靠的改革者。不說其動機和出身的舊賬，在過去的二十來天里，上海的徐澤憲已經淡出了中遠，徐明最得力的助手張海賣掉了所有的健力寶股份，國安的羅寧早就失去了耐心，只是礙于“首義者”身份而派了沒有實權的張路參加20日的投資人會議。屈指一數，所謂的改革“七君子”早已名存實亡，所謂的投資人只剩下徐明一個人是貨真價實的。
至于徐明，過去幾期文章中，我們已經剖析了其投資足球的贏利模式，這個模式與現行的中國足球體制無法兼容，足協這兩年大肆圍剿實德系，已經封殺了其基本的生存空間，更遑論贏利了。既然足協依然把徐明視為對手，既然派系足球本身缺乏任何法律和民意的支持，職業足球大聯盟更遭遇體制的厚墻，在可預見的三五年內基本不具有現實性，因此，徐明的撤退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和時機問題而已。
“革命黨”陣營如此松散，如此說走就走，中國足球的未來怎么能交給它們去打理呢？然而，足協更是一個無法寄托任何希望的主，既定的金牌戰略體制和官本位的利益驅動機制，令任何足協版本的足球改革都缺乏誠意，同時，以國字號球隊全系列潰敗和中超瀕臨崩盤之超級惡劣的經營業績，由足協一手把持的“深化改革”，根本不可能折騰出什么名堂。
這就是中國足球的悲哀，誰都說要深化改革，誰都意識到不改革就沒有出路。但最有能力主持改革的兩大強權卻各自存在著致命的軟肋，而改革者缺位的改革能夠成功嗎？
中國足球的死結在總局？
徐明的對手，其實不是足協和閻世鐸，而是體育總局或體制。不要說老閻不會接受徐明那種踢開足協鬧革命的挑戰，即使愿意坐下來談，也不可能過總局那一關。不說別的，總局下面的十幾個運動管理中心，沒有一個能像足球中心那樣，每年可以上繳幾千萬利潤。相反，奧運會上的那32塊金牌，每塊都是由從幾十萬到幾百萬的錢燒出來的。
既然這架取款機對總局的金牌戰略如此重要，怎么能讓俱樂部去支配呢？在很大程度上，號稱天下第一運動，又惟一形成了產業的足球是總局的一個形象工程，更是一個籌資的窗口。職業化這十來年，總局下達給足協的基本任務，除了出成績，就是搞錢。不管是改革還是革命，都不能影響這兩個基本功能，在實在出不了成績的情況下，搞錢的功能就不能再喪失了。
不得不指出這么個事實，與伍紹祖時代還比較注重體制改革、注重全民健身相比，現在的體育總局似乎只對金牌戰略、對發彩票融資感興趣。當年，伍紹祖把足球當作體育改革的突破口，現在，突破口還只是突破口，除了籃球，其他體育項目一個都沒有跟進，足球改革本身也陷于停頓和倒退中。當年，伍紹祖曾設想把體委改組成體育總會，各項目司(運動管理中心)則民間化、民營化，現在，這個話題提也沒人再提。
人們看到的變化是，總局除了大發足球彩票，還成立了財務管理中心，把分散在各運動管理中心的財權集中到了總局手里。有知情者稱，閻世鐸其實也很難，足協除了要繼續向總局上繳巨額收入外，2003年后，由于沒有獨立的財務運營權，收和支都要通過總局，即使有錢也不能隨便投。比如由閻世鐸極力推動的，2002年才開始實施的，計劃每年耗資900萬的青少年足球訓練工程，才搞了一年就不得不半途而廢了。
至于推出中超，固然有重塑聯賽基礎和重建游戲規則的良好期望，但不可否認，決策者有著強烈的借此新概念、新平臺大規模融資的內在沖動。閻世鐸不隱瞞在條件成熟時，把中超整體包裝，公開發股票上市的意圖。按現在的利益分配格局，即便上市成功，募集資金的大頭還是屬于足協而不是俱樂部，而按體育總局的財務體制，最終這筆巨資將進入總局的賬戶。
總局的算盤打得精，那些投資人的商業腦袋更不笨。過去，他們更在乎足球的交換價值和尋租價值，因此不太計較投資足球的直接產出，現在，市場環境變了，舊的贏利模式不行了，于是他們也就無意再干由他們埋單、讓政客們撈政治資本這種好事，于是他們現在才意識到中國足球再不改革就要完蛋的道理。
足協的出線足球肇始于總局的金牌戰略，足協的壟斷經營又迫于總局沉重的籌資壓力。有必要指出這么個事實，盡管福特寶公司的經營，乃至這個官辦公司存在本身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但這個以壟斷經營足球為主要業務的公司，其實際控制權并不掌握在足協手中，而是總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