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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熱”再次降臨中國。與前幾輪“過熱”不同，這是一輪“沒有溫度的高燒”，面對即將出現的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經受著前所未有的考驗
“逢三逢八，中國多會出現投資過熱的現象，比如1988年、1993年以及2003年。”4月4日著名經濟學家、中歐工商管理學院教授許小年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中國投資者偏愛這樣的年份，但這樣的年份卻往往最終令他們失望。
“過熱”這個人們已經耳熟能詳的經濟術語或隱或現地貫穿這些年，“過熱”往往還籠罩著與這些年相連的年份，比如1992年，2004年。
相似的“過熱”指標
最近，中國經濟的三種表現讓王大用想到了11年前的秋天。“2004年頭兩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53%，可以與之相比的是1992年，那時全年接近50%。”國家開發銀行專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王大用對《新聞周刊》說。
他還密切關注著剛剛出現的貿易逆差，“1994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一直是順差，但今年頭兩個月，整個對外貿易已經出現了79億美元的逆差。”王說。
與這兩者相伴的是目前國內能源瓶頸的凸現，油、電、煤出現了嚴重短缺，它們的價格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1992年，從那年初開始的生產資料價格漲勢不斷持續：全國鋼材價格狂漲，水泥價格猛漲。”
1992年的秋天，在社科院秋季經濟形勢分析會上，當時就職于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的王大用是惟一一個力主經濟過熱觀點的觀察者，那時通貨膨脹率還不明顯，大約為6%左右。
直到1992年年底，王的觀點仍未受到學界充分重視。但隨著1993年出現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過熱派”成為主流。
事實證明，當年的經濟已經成為脫韁的野馬。“隨著經濟過熱，急速升高的通貨膨脹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個毛孔，這月掙的工資如果不及時花掉就會買不到更多東西。”王大用說。
1993年儲蓄存款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負利率”——存款利率到10%，仍然有百分之十幾的負利率，貨幣的價值在飛快減少。
而現在，中國再一次悄然進入了“負利率”的時代。
來得不是通脹是通縮
相似的過熱，卻可能帶來截然不同的結果，“伴隨這輪過熱將不是通貨膨脹而是通貨緊縮。”許小年這樣認為。
這與目前流行的觀點相左。一般認為，目前國內中上游能源和生產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將逐步地傳導給下游消費品(如汽車、地產、家電等)，最終導致物價的全面上漲——出現通貨膨脹。
但是，這種理論上的價格傳導將可能被阻斷。對企業來說，提高價格非常不明智，因為一旦產品價格提高，競爭對手便能夠以低廉的價格迅速搶占市場份額。其中的秘密是，“由于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拉大的背景，廣大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水平仍不可能顯著提升，所以下游產品仍然會面臨長期的需求約束，中上游的價格很難傳導給下游。”許小年說。
與之相應的是新一輪的產能過剩。在研究了最近投資大盤和需求之后，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戰略室副主任王元京發現，“伴隨著下游消費品群的投資猛增，市場需求不足的傾向已經非常明顯，投資擴張并沒有很強的需求支撐。”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類似的情況還出現在中游生產資料(如鋼鐵、水泥、鋁等)，只不過沒有像下游消費品群那樣明顯，這些最終也會導致產能過剩的情形。
按照一般規律，目前生產資料中漲價最大的產業也是投資增長率最高的產業，在投資高峰過去后就會出現產出高峰，所以目前的“大漲”反而預示著今后的“大降”。
一個數字也可以從側面說明問題，據統計，今年2月全部耐用消費品價格甚至下降3.4%。“在目前600種主要的商品中，高達80%的商品是接近供過于求的。如果供給的增長高于需求的增長，那么隨之而來的就可能是通縮。”許說。
行政主導投資過熱
1992年，國家統計局數字表明，當年全社會完成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37.6%。200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6.7%。
如果將這兩個年份固定資產投資比例對比(見表)，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當前‘經濟過熱’主要是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過熱’拉動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今年4月初發表的《當前經濟形勢分析與展望》中寫道。
他分析，在十六大以前，全國各地就已經出現了大搞“形象工程”的熱潮，修大廣場、蓋辦公大樓、鋪大草坪美化市容等等成為流行的風氣。地方新領導班子上任以后，又普遍大搞“政績工程”，特別是熱衷于投資建設產值高、稅收多的大項目。
“民營企業為什么要投資鋼鐵，因為鋼鐵的需求很大利潤率高，而這些需求來自哪里？其中半數以上是來自于基本建設用鋼，然后是機械制造，如果不是地方沖動，就不會有這么大的需求。”王大用說。
而目前的投資熱的確是以地方為主——這與1992年也驚人的相似。當年，中央項目完成投資1892億元，比上年增長24.7%；地方項目完成投資3214億元，增長高達52.2%。而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04年前兩個月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12.1%，地方項目投資增長高達64.9%。
未成共識“剎車”難啟
“實際上，我們還沒有看到類似1993年那樣真正的剎車出現，更多的是一種試探性的動作。”王大用說。
令中國宏觀調控者引以為自豪的是1993年到1998年的經濟“軟著陸”。作為那輪政策制定的參與者王大用回憶，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提出了嚴格控制貨幣發行、堅決糾正違章拆借資金、靈活利用利率杠桿增加儲蓄、堅決制止各種亂集資、加強房地產市場宏觀管理、抑制物價總水平過快上漲等16條措施，要求各地立即貫徹落實。
實施宏觀調控之后，一些地方過度投資的現象得到控制，金融秩序好轉，物價漲幅降了，出口和外匯儲備大量增加，經濟增長仍然保持高速度。事實證明，“軟著陸”獲得了成功。
當時以行政為主，以市場和法制為輔的手段成為遏制行政主導型投資熱的比較奏效的方法。
同是那一年，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作了非常著名的發言，認為美國經濟出現了“過熱”，并指出重點使用利率工具。隨后美國迎來了空前的一年中連續七次升息的宏觀調控政策。
有意味的是，當年王大用詢問一位美聯儲專家，“你們已經連續幾次升息了，但是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有那么大嗎？”這位專家幽默地說，“美國就是在聯儲大樓里有通貨膨脹。”也就是說，當外界還沒有發現通脹的時候，即將通脹已經成為聯儲大樓里的判斷。高度的預見性最終成就了格林斯潘，也使得美國經濟實現了新一輪的增長。
但是今天，當經濟過熱已經成為人們議論的焦點之時，卻沒有地區和行業承認自身過熱，中國政府對此似乎也不確定。英國《金融時報》3月底的報道說，中國一位重要的經濟計劃制定者本月說，“有關經濟是否過熱尚無共識。”
可以看到，宏觀調控部門中，中國人民銀行表現得“最積極”，去年下半年以來就開始出臺121文件、提高準備金率、強化“窗口指導”、實行差別準備金率等政策，力圖調節信貸規模。“這背后是因為銀行承擔著難以承受的貸款風險。”許小年認為，“宏觀調控應當從需求管理逐步轉向供給調節，以消除過剩的低端產能、提高增長質量。”
但這本身就是一個挑戰，在供給結構調整方面，特別是在防止投資過熱方面，至今還沒有一套可供借鑒的成熟的政策體系。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王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