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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0月2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7日刊出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鄭永年的文章說，最近幾年，國際社會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國家集團化浪潮。從歷史看，集團化是西方國際政治的行為邏輯。中國并沒有這樣的傳統。但如果說集團化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現實，中國別無選擇，但可以選擇加入或者組織什么樣的集團。開放主義應當是中國應付國際力量集團化的有效武器。

　　文章摘編如下：

　　最近幾年，國際社會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國家集團化或者G化浪潮。在冷戰期間，國際集團比較簡單，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集團和以前蘇聯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集團幾乎占據了整個國際空間。期間也有一些國際或者區域集團，但它們的作用并不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前面兩大集團。

　　前蘇聯集團解體和冷戰結束后的很長時間里，只有G7很有力量。G7產生于冷戰期間，它不僅僅是經濟最有實力的工業化國家集團，也是意識形態陣營。蘇聯解體，俄羅斯加入G7，變成了G8。但G8很快就發展成了G20，包括中國、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最近的消息說，美國又想改組原來的G7，把它變成G4，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和中國；同時，國際社會也在討論、關注和爭議一個可能的G2，即中美兩國集團。

　　國際力量再“集團化”可以說眼花繚亂。相信這種趨勢在今后的相當長歷史時期里會持續下去。那么，為什么會產生再集團化？這里有很多因素。簡單地說，就是國際政治處于大變動時期。原來的國際秩序和各種集團已經不能反映和不適應新時期的國際政治格局。冷戰后，美國成為唯一的霸權，在很多問題上，拋棄了美國本身之前努力建設的多邊主義國際組織構架，單邊主義開始盛行。但美國的單邊主義失敗得也非常慘。這就促使美國有極大的動力來主動重組國際秩序。

　　同樣重要的是各國經濟力量的變化。冷戰后，全球化加速，涌現出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在內的一大批新興經濟體。這些經濟體不僅本身取得了快速的發展，而且也構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新動力。但是，這些國家的力量沒有能夠反映在現存國際秩序上，或者說不存在能夠反映這些國家利益的制度安排。一句話，如果不能包括這些新興國家，任何國際新秩序的形成就非常困難；即使形成了，也不會產生任何有效的影響力。

　　實際上，發展中國家也開始通過組建自己的集團，表達它們參加國際秩序的強烈愿望，所謂的“金磚四國”即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之間正在形成中的“G4”就是很好的說明。

　　首先應當意識到，目前的國際力量再集團化的主導者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盡管在崛起，但很難挑戰主導現存秩序的西方和美國。這不僅僅是因為實力問題，而更重要的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都選擇了加入現存國際秩序，而非另起爐灶。這使得美國在再集團化過程中仍然繼續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那么，美國如何重組國際集團呢？不外兩種選擇。一是現存組織的無限制擴大。這可從G7擴大到G20過程中可以看出。但是，這種做法盡管擴大了很多國家的參與權，但組織運作的效率就成為問題。G20好像一個小型的聯合國。另外一種做法就是讓其他一些變得不那么重要的國家“退出”。先有國家退出，才有國家進入。這是美國設想中的G4背后的理性。

　　中國面臨不同的選擇

　　無論哪種做法，都會對中國產生很大的影響。就是說，中國面臨不同的選擇。但中國做何種選擇不僅會影響其內部發展，也會影響其國際關系。中國應當作何種選擇？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側重于學習其它大國崛起的經驗。這方面中國做得很成功。在短短三十來年的時間里，中國崛起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各國盡管對中國發展的一些方面持這樣那樣的批評，但所有國家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崛起。現在，對中國來說，首要的任務是可持續的崛起，做一個可持續的大國。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必須總結其它大國失敗的教訓。

　　中國可以從其他大國國際結盟的經驗中學到深刻的教訓。那就是，如果結盟不當，經常導致或者加速大國的衰落。從歷史上看，集團化是西方國際政治的行為邏輯。中國并沒有這樣的傳統。但如果說集團化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的現實，中國別無選擇；或者說，中國不得不參加或者組織這樣那樣的國際集團，但中國可以選擇加入或者組織什么樣的集團。

　　集團化具有不同的傾向性。最顯著的一類是針對另一國家或者集團的國際或者區域集團。例如冷戰期間，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集團和以前蘇聯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集團。這樣的對立性集團的最終結果是導致組織這些集團的大國的衰落。道理很簡單，你如果結成聯盟，那么就會有其他的聯盟產生來對付你。集團本來是為了應付國際政治中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結果反而制造和加劇了這種無政府狀態。前蘇聯是在和美國集團的對抗中走向衰落的。

　　在對抗中生存下來的西方集團對美國也沒有產生積極的影響。蘇聯解體之后，西方集團開始尋找新的對抗目標，經常把崛起中的中國視為競爭者，甚至是“敵人”。幸運的是，中國做出了和前蘇聯全然不同的選擇。可以說，中國的這個選擇是造就國際政治目前這個格局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一種集團化傾向就是注重內部協調，是為了內部更好發展，而不是針對另一國或者另一集團的。例如在組建過程中中國扮演了很重要角色的上海合作組織就是這樣一個集團。這個集團是為了應付這些國家都面臨的重要問題，例如反恐和謀求經濟發展。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十加三”和中國東盟之間的“十加一”也具有類似的性質。任何集團，一旦出現，都會有其外在的影響。所以對這一類集團或者組織來說，重要的是不要演變成為針對另一國或者另外一個集團的組織，否則就會演變成為前一類組織，走向前一類組織的命運。

　　開放性應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如果集團化不可避免，那么理想的集團化是為了走出集團化的行為邏輯、逃避集團化行為的厄運。這種集團化就是開放性的集團化。開放性實際上非常符合中國傳統精神。傳統上，一直被西方誤讀成“朝貢”制度的安排是個開放體系。這個體系除了封建形式傾向于中國皇朝之外，實質上是非常有利于當時條件下的自由貿易安排。

　　傳統形式的貿易體系一去不復返，但全球化和區域化已經為中國造就了新的開放精神。本欄多次論述的開放性區域主義就體現了這一精神。開放性區域主義既是中國開放政策的產物，也是中國崛起的基本背景。在這個開放體系下，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迅速整合，但同時這個區域又不排斥其他國家。

　　就是說，開放主義應當是中國應付國際力量集團化的有效武器，也是中國在重建國際秩序過程中所應當秉持的原則。這個原則也能處理中國和美國的關系。中國沒有成為美國的敵人，或者說美國沒有能夠把中國變成敵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開放性。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一個事實上的G2可能不可避免。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這種趨向會變得越來越明顯。一個客觀的事實是，任何組織或者會議，只要涉及到中美兩國，這兩國之間在這一組織或會議內的活動就必然成為重頭戲。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是這樣，G20也會是這樣。隨著中國在其它國際組織中(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地位的上升，將來也會有一天發生這種情況。

　　中國如果秉持開放精神，那么，G2的目標應當不是如一些美國人所理解的中美共治(世界)。中國不應當走美國西方道路，中國的責任應當是維持國際體系的開放性，而不是幫助他國使得這個體系封閉化。開放性是中國精神，也是中國應當貢獻給這個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