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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文的“摸不著的腦”導引市場“看不見的手”

　　記者：探索未來重建價值觀之路，就不能不張揚人文精神對市場經濟社會的能動作用。前面談的話題層面主要是市場機制對價值觀的正面作用以及功能局限，我覺得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也是很大的。我們經常講市場不是萬能的，離不開國家宏觀調控。其實，人文精神超越性的社會功能，也能對市場經濟起到塑型、糾偏、修復、導引作用，引導國人追求入乎市場之中、出乎市場之上的非功利的生活意義。

　　陳立旭：確實是這樣。只有人才把怎樣活著看得比活著本身更緊要，只有人才頑固地追問生存意義。這正是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人區別于動物的一大標志。與市場目標相比，人文精神致力于滋養人的完整性、豐盈度，向人們展現真善美的理想王國，啟迪人們追求人類普遍利益以及超越性的價值。

　　如果說人類文化精神最高價值取向是真善美，那么并不能奢望市場也關注這些目標、價值，更不能奢望市場機制運作能自發地幫助人類達到這些目標、價值。比如在倫理道德方面，市場經濟主體逐利動機可以生發出一種利己利人的互利道德規范，但市場經濟的自發運作生發不出利他主義這種善行。利己利人的市場道德規范側重于對經濟人自利理性的作惡傾向加以外在的鉗制而缺乏人性的內在的潤澤。人們一味任物欲膨脹和功利驅使，就會弱化乃至喪失認識和追求事物真善美的興趣和能力，墮入有感官而無心靈、有物欲而無肝腸的失衡狀態。

　　記者：如何謀求人文最高價值取向與市場最高價值取向之間的平衡？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功能的發揮，就表現在對市場經濟的全面拒斥和拋棄，而在市場經濟秩序之外，再設計一個經濟社會秩序。

　　陳立旭：這種救世主式的妄想是不現實的。既然我們已經確定市場經濟是現階段實現社會資源最佳配置的體制，我們對真善美的張揚就不可能離開市場經濟培育的自主、互利、公平、守信等某些基本精神價值而另起爐灶，而是在此前提和基礎上再提升和再引導。比如，人文價值體系建設中，對利他主義的弘揚并不是奠基在對利己利他道德規范的否定上，而是把它作為人的道德境界進一步升華的中介環節，因為利己利他相對于損人利己已是道德上的一大進步。利己利他道德更適合于市場交換領域，但在社會的其他諸多非市場領域，奉行利己利他的準則，顯然遠遠不夠，有時甚至是荒唐的。面對落水兒童或公共場合的搶劫案、強奸案，難道可以討價還價，獲得一份報酬和獎賞后才救人于危難嗎？此時更需要的是利他主義的道德精神。

　　記者：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道德堤防久已失修，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這“三德”底線失守，讓人感到道德困境的深度存在。在因腐敗、瀆職落馬的大批官員身上，也能找到官德缺失、行政倫理弱化的根源。最近我們報道了福建羅源縣干部乘坐政府公車撞死撞傷群眾后見死不救、圍觀者袖手旁觀的事件，這種缺失公德的“集體冷漠癥”會擴散成為社會之癌。

　　陳立旭：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準則也有及不到、不應及到的地方。正是在這些地方，包括道德高尚在內的真善美的人文價值應煥發出旺盛生命力！

　　知識分子理應擔當社會公共良心的使命

　　記者：莎士比亞在十四行詩集里面就這樣詠嘆過，真善美便是其全部作品和人生的主題。這代表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乃至全人類迄今共同憧憬的人文理想。我個人覺得，近些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文精神整體有些隳沉，在全民價值觀體系建構中貢獻不多，不像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或文人普遍具有人文關懷。在當前劇烈的社會裂變和市場洪流中，不少知識分子自身也處于困惑迷茫和價值斷裂狀態，并在邊緣化中自我矮化為一般民眾，也汲汲于一己之私利訴求，而未能有所自我約束和超越。精神“自救”尚且不能，遑論“救人”，將大眾從價值迷霧、困局中拯救出來？

　　陳立旭：人文知識分子既然以弘揚人類真善美為神圣使命，就應自覺擔當社會良心代言人角色，看待社會、批判現實應更多地從公共立場出發。尤其對自身的利益訴求，保持應有的自省精神、距離意識和超越能力，才能激發起正義感、責任感以及主動干預現實、敢于講真話的勇氣。如果任由一己私欲膨脹，就會遮蔽自己的眼睛和良心，難以準確把握批判對象，更無法在市場功利價值急速擴張的情勢下，建構起可以安頓世道人心的精神家園。

　　記者：知識界有一部分人不僅終極價值目標喪失，連基本底線也頻頻失守。某些經濟學家已經變異為特定利益集團如房地產商、壟斷行業、權貴群體的吹鼓手，淪為聯手哄抬高房價、貶大眾為房奴的“幫兇”。一些證券分析師也卷入幾方合謀的利益漩渦，充當通過設套做局攪動股市渾水的幕后推手。而在文化藝術領域，一部分影視導演“有奶便是娘”，蛻變為制片商呼來喚去的哈巴狗，而導演又把不少演藝新星變成自己 “潛規則”的對象。如此這般，又怎么能身體力行榮辱觀，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呢？

　　陳立旭：可見，喚醒文化人的公共良知，修復起獨立精神，從而引領草根大眾重建價值世界，是何等重要和迫切。

　　草根大眾自發點燃的道德火種應予呵護

　　記者：草根大眾自發的價值建設尤其是道德行動也很重要，甚至比文化精英們更重要、更有廣泛性。他們理應成為道德中國建設的主體。最近幾年，一大批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迸發出巨大道德熱量，以星星之火點燃了道德的燈塔。王順友、叢飛、洪戰輝、謝延信、徐本禹……這些小人物平凡而崇高的道德光焰喚醒了許多社會成員的良知，讓高層文化人士和官員都心生敬畏。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提出，無疑是傳統文明禮儀之邦道德復興的全民總動員。相對其他道德建設推動方而言，民間、草根身份開展的道德重建，將從根本上推動道德體系的內生性、原生態復興。魯迅先生90年前發表的《一件小事》，表達出文人的自省和對草根道德的贊美，迄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陳立旭：不僅文人要反省，一些黨政部門也應反思。我們長期以來道德宣教中空洞說教色彩嚴重，一味樹立高大全式道德標桿，結果收效甚微，民眾甚至很逆反。而像王順友、洪戰輝這些由民間挖掘出來的小人物，能持久地打動人心，恰恰是因為他們體現了生命的真實性，源于人性的內在美。

　　記者：現實社會中，絕大多數人的道德境界處于道德允許的平凡境界。蘊藏在百姓內心的道德力量，通過民間自發宣傳和必要的政府引導、呵護，就會放大為強烈的主流社會心理，形成愛憎褒貶分明、人心崇仁向善的醇厚民風。

　　陳立旭：民間道德楷模更有示范意義和可學性，因此我們的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應把關注的視角投向普通人，使模范人物可親、可敬、可信、可學。

　　記者：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不少大眾媒體告別居高臨下的姿態，以平民視角“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央視和各地衛視參與式評選出的“感動中國”人物，帶給國人心弦久違的顫動。這種媒體道德行動在多少趨于冷漠、功利的社會底色抹上了一層暖色和亮色，社會反響無疑是良好而經久的。

　　陳立旭：道德規范是一個發展的范疇。比如，志愿者與各種民間公益組織的涌現，就是時代一大發展。志愿服務倡導的“奉獻、友愛、互助、進步”，升華了中華民族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確立了“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我奉獻我快樂”的現代倫理原則。

　　記者： 2008年奧運會志愿者報名人數達幾百萬，汶川大地震廢墟現場也有志愿者與災區困難群眾“扎營萬帳同涼熱”的動人身影。可以預見，志愿服務和公益組織NGO將成為未來引領道德復興和創新的時代先鋒。面向未來，我們應當預見，無論是道德中國復興，還是價值世界重構，都根在民間，根在人性，根在傳統，根在發展！(半月談記者 周清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