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喜歡時下一種論調,就是喜歡為某種惡尋找各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和道義上的理由,把簡單的道德問題復雜化和模糊化。不去對事件本身的是非善惡進行清晰判斷,而去對其后的“道義理由”進行過度的強調和過度的闡釋,喧賓奪主地掩飾了輿論對那種惡的關注,稀釋了社會對惡的厭惡程度,甚至使惡獲得了一種正當存在的理由。
比如,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對困擾江蘇省人民醫院的一則傳言進行了調查:傳聞稱該醫院一名醫生婚前體檢時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牽出一名女醫藥代表,然后又牽出包括科室主任在內的一串醫生,且都與這名醫藥代表有染,醫院潛規則瞬間毀掉省人民醫院4把主刀手——而記者調查發現這交織著美女、賄賂、性丑聞的傳聞純粹是一則謠言,造謠者已被警方拘留。(《中國青年報》5月27日)
造謠就造謠,無中生有地造謠是不道德和違法的。輿論,首先應有的是對造謠者的譴責,對網絡造假的批評,和對網絡假新聞傳播鏈條和網絡輿論生態的反思。
可是,我沒有看到這樣對造謠本身的不道德進行批評的評論。在評論家的分析和網友的跟帖中反而充斥著這樣的邏輯: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謠言產生呢?為什么人們會輕易相信這樣的謠言呢?為什么人們不相信醫院的辟謠呢?謠言產生的社會根基、傳播心理和反映出的社會鏡像是什么?當然了,他們有一套可以用在許多類似話題上的標準答案:所以會有謠言產生,說明社會真實存在這樣的事件。人們所以相信了,是因為謠言反映了當下的醫藥現狀和潛規則。因為醫院已經失去了公信力,所以人們不相信他們的辟謠。
在這種看似深刻的分析中,造謠道德與否本身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何以會出現這種謠言。在這樣的分析中,造謠本身的惡被消解掉了,造謠似乎獲得了一種道義上的正當性。網民無中生有地造謠的問題,在多數人的輿論優勢中被偷換成:醫療體制是如此之惡,醫療行業是如此之惡,醫院是如此之惡。潛臺詞是:造謠是正當的。
常常有人感慨當下中國許多方面的道德日益淪落,人們的是非感越來越模糊,對善惡的判斷越來越缺乏清晰的認知——何以至此?與這種思維密切相關:喜歡為某種惡尋找各種冠冕堂皇的借口和道義上的理由,喜歡對其后的“道義理由”進行過度的強調和過度的闡釋,喜歡把什么惡的問題都歸咎或還原到某種抽象的體制上,久而久之,是非善惡的判斷標準模糊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自然會下降。
農民工殺人,會說這是被丑惡的包工頭所逼。窮人搶劫,會說這是被貧窮所逼。農民將母親的尸體沉入水中,會說這是被昂貴的醫藥費和天價的喪葬費所逼。就拿網絡造謠和誹謗來說,混亂的網絡輿論生態中經常會曝出這樣的丑聞,可與此次艾滋傳聞差不多的是,造謠很少受到譴責,鋪天蓋地的往往都是為造謠辯護或者是集體對造謠保持沉默。為什么呢?因為“網友”屬于我們這一邊,因為我們都在“謠言的傳播”中扮演了可恥的角色,因為“謠言中傷的對象”是我們所痛恨的人。所以,站在這種利益立場上,我們竭力為那些“看起來對我們有益”、“或者符合我們情感”的惡進行辯護,把臟水往體制上推,把問題都歸咎于社會。
正是這種貌似客觀的邏輯、模糊的道德規范,滋長了許多惡行。所以,面對這種被各種理論和流派、各種利益和企圖、各種理由和借口搞得混亂的道德哲學,我呼吁一種簡單的、還原的道德理論,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要把簡單的道德問題復雜化和模糊化。
就拿這次的艾滋謠言事件來說,不要去故作高深地分析什么“謠言何以產生”了,謠言就是謠言,它是違法和不道德的,不要作過多的闡釋。我害怕這種闡釋,會成為多數人為自身的惡進行辯護的借口,從而滋長一種惡行。(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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