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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本兒當書記”

　　2008年11月26日，拐子楊村村委班子換屆選舉，張全收向村民發誓，不為權，不為錢，不從村里拿一分錢、不賺村里一分錢，要“貼本兒當書記”。

　　2009年2月11日，張全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選后他已為村里貼了11萬多元，“幫每個村民買了‘新農合(合作醫療)’，70歲以上的老人都發了幾百元補貼，還重修了希望小學和敬老院，更換了變電站、安裝了路燈。”

　　于建嶸說，近幾年，回鄉當村官的農民工越來越多，主要是回鄉的老板越來越多，也有一些是打工仔。但這些人在外面打工如果沒有什么成就，回來參加競選，人們并不信任你。

　　因此，有錢、有人脈、能辦成事情，是這些“土歸”競選成功的原因之一。而那些相對普通一些的返鄉民工，多在競選中敗北。

　　2004年10月，拐子楊小學校舍年久失修，村支書無奈之下找到張全收。張全收在公司只剩下15萬元流動資金的情況，毅然轉借80多萬元予以支持。新校舍建成了，占地面積8000平方米，24間教室可容納8個班。當地政府把學校命名為“全收希望小學”。

　　2006年9月，張全收向朱里鎮政府捐款60萬元修建“朱里全收敬老院”。敬老院竣工，他專程趕回家鄉，給入住敬老院的80多位老人每人送上一個紅包。

　　這些舉措直接影響了村民們對張全收的看法：“是個好人，能辦事的人。”

　　在南昌、十堰等地，最終當選新一屆村官的，大都和張全收一樣，在外打工積累了財富，聚攏了人脈，屬能力較強者。

　　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昌平說，這兩年是“兩委”(村委、支委)換屆年，自然會有外出農民工返鄉競選村官。加上各地政府及組織部門的有意引導，農民工返鄉競當“村官”容易成為一種潮流。

　　1949年以來，除了政治強力下的知青“上山下鄉”，中國社會的人才流動基本是從農村走向城市，中國農村出現了知識空心化。如今，那些在城市里見多識廣的農民工返鄉，不能不讓地方政府予以重視。

　　上蔡縣宣傳部副部長魏曉偉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必須抓住這個機遇，讓有能力的年輕人參與鄉村基層治理中去，將新的思維帶到農村，促其發展。

　　江西南昌市各鄉鎮官員就明確被要求，“積極引導返鄉農民工參與村級黨組織和第七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把一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返鄉農民工人才吸引到兩委班子中。”

　　裴春亮是河南省新鄉市輝縣市張村鄉裴寨村村委會主任。與張全收相似，早年裴春亮也是靠出外打工、經商起家，并成為遠近聞名的農民企業家。

　　2005年，村委會換屆選舉，鄉親們把脫貧致富的希望寄托在裴春亮身上。此時，在縣城買有房子、已很少回村居住的裴春亮，在缺席情況下，仍以高票當選。此后，他個人出資數千萬元為全體村民修建160棟兩層小樓，并率領鄉親開辦村辦企業。

　　上蔡縣勞務培訓中心主任董希峰透露，2009年2月，上蔡縣剛剛下發“紅頭文件”——《關于鼓勵外出務工經商成功人士回鄉創業的意見》，其中鼓勵“富人”擔任村官，也是外出務工、經商成功人士“回報家鄉”的渠道之一。

　　新村官都有緊迫的事情要解決

　　張全收“貼本兒當書記”，還包括給村干部開工資。“以后花錢的地方多啦。別的先不說，楊國群的工資都得我自掏腰包發。”張全收說，村委會財政匱乏，他將自己和楊國群的那份工資分攤給了其他4名工作人員。這種類似雇傭的干部關系，自然會形成新的工作形態。

　　兩間瓦屋，一個大院，院內張全收的二嬸彎腰在壓井邊洗衣服。她用胳膊抹了一下額頭說，“你找(張)全收啊？他早不在這里了，回深圳了。”

　　在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就職演說”后，張全收就乘飛機飛往數千里之外的深圳。

　　“我平時都在深圳，村里的事務主要交給楊國群和吳振華他們。”2月11日，遠在深圳的張全收在電話里說，金融危機對公司影響很大，原來一萬多工人現在剩六七千人，他得不停地往東莞、河源等分廠跑，村里的事兒暫時顧不上。

　　有時張全收也會打電話到村委會，楊國群就會將電話靠近高音喇叭，讓張全收的講話通過喇叭讓全村人聽到。

　　賀雪峰指出，這些返鄉回來的村官，見過比較多的世面，法制意識比較強，村里與外面產生矛盾時，他們在交涉方面比土生土長的村官更有優勢。但因為他們可能在外打工十多年，對村里的情況不是太了解，調解村內矛盾可能會顯得經驗不足。

　　“我是正月十四回來的，開始常駐村里。”楊國群說，這是他外出打工這么多年來第一次回家常住。他有一兒一女，兒子已經在南方打工，女兒讀高二，一家人都在深圳定居多年。

　　張全收認為村子要發展，必須解決兩個關鍵點。“一是整合耕地，二是拆遷宅基地。”老支書吳振華表示認同，認為，借國家改變土地政策、允許土地流轉之契機，將分散的土地整合在一起，村民入股分錢的策略。對此一項改革，村委會干部都持樂觀態度。

　　張全收“命令”村委會成員5天內必須完成“盤地”，即挨家挨戶摸清人數、畝數等，并準備請駐馬店市規劃局有關專家來村論證，看適合種植什么樣的農作物。楊這次急著一個人回村，就是要完成幾件緊迫的事情。“盤地”是其中之一，另外還要去上海考察大棚反季節性草莓的種植和市場前景。有村民開始在盤算，“按照時價12元的價格，每畝地少說也能掙兩三萬塊錢”——目前在該村，每畝地每年的收益僅六七百元。

　　新當選的村支書似乎都有緊迫的事情要解決。2月15日，朱大東村的村支書朱從建在電話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正在外地忙著聯絡企業來村投資等事宜。張莊村村支書石俊強則在不停地忙著丈量每家每戶田壟的距離，“為種植樹苗做準備”。

　　楊國群這幾天還得先替張全收各方聯絡，為將來在村子里投資建設一家鞋廠做準備，“計劃和縣里的那家鞋廠搞生產聯動。”他將自己投資，將本村一個2000多平米的大坑填平，在上面修建標準廠房，“讓村民們在村上就可以上班”。

　　兩個月過去了，新當選村官的表現讓村民們滿意。但一位村民也不無擔心：“老張和老楊他們的家都不在村子里，是不是能長期踏實地帶動村子發展，真讓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