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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鹿嬰幼兒奶粉事件被曝光之后，讓很多媒體再次“舊事重提”：4年前，劣質奶粉事件在安徽阜陽爆發。一批因食用劣質奶粉造成營養不良的嬰兒，讓國人對食品安全空前關注。

　　那些觸目驚心的“大頭娃娃”，如今是否恢復健康?在奶粉事件中被“問責”的眾官員，而今處在怎樣的狀態之中?劣質奶粉事件發生后，作為受害地的阜陽，在食品監管方面有著怎樣的改變?劣質奶粉事件，究竟給阜陽這座城市帶來了什么?帶著這些疑問，筆者于近日深入阜陽當地，試圖尋求答案。

　　回訪曾經的“大頭娃娃”

　　金秋的阜陽鄉下，7歲的小順正在家門口與一幫小伙伴打鬧著，顯得十分活潑。

　　4年的光陰，徹底改變了小順。“四年前，因為長期食用營養成分不足的劣質奶粉，小順的頭畸形的大，眼看著就不行了。”小順的二伯說，“幸虧搶救及時，最終保住了一條命。現在，這孩子已經恢復了健康，同正常的孩子沒什么兩樣”。

　　在村鄰的眼中，小順從小就很受寵愛。在很多同齡小孩早已斷奶的3周歲，小順的父親仍堅持讓兒子食用奶粉。而且，小順喝的奶粉從來不在鎮上的集市購買，而是到縣城和市里批發。“他父親認為那樣更安全，奶粉會更好一些，沒想到買的是劣質奶粉，好心辦了錯事。”一位村民笑著說。

　　據村民們介紹，食用奶粉不僅沒有讓小順更加健康，反而讓這個孩子深受其害。當時的他，與同村里的孩子相比，身體格外的瘦弱，動不動就傷風感冒。而且他的頭很大，鼻子則顯得格外的小。其他的孩子吃飯時狼吞虎咽，小順則十分厭食。

　　2004年初，小順“大頭”癥狀越來越明顯，還經常出現手腳抽搐癥狀，眼看著就不行了。小順的父親只好帶兒子到鎮上醫院“瞧病”，但是，醫生也說不出“所以然”。

　　隨后，小順被送到了阜陽市人民醫院。經醫生診斷，小順因為食用劣質奶粉造成營養不良，從而正式加入了“大頭娃娃”的行列。此時，震驚國內外的阜陽劣質奶粉事件被媒體披露。據新華社2004年5月16日發布的消息稱，經對阜陽當地2003年3月1日以后出生、以奶粉喂養為主的嬰兒進行的營養狀況普查和免費體檢顯示，因食用劣質奶粉造成營養不良的嬰兒229人，因食用劣質奶粉造成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嬰兒共計12人。

　　劣質奶粉事件被揭露后，阜陽當地全力以赴救治受害嬰幼兒，并全部予以免費治療。小順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后，逐漸恢復了健康。據小順的二伯介紹，此后幾年內，當地衛生部門每隔一段時間都派人到家里回訪，每次來都要宣傳科學喂養孩子的知識，而且還送給孩子一些“價格不便宜”的奶粉。

　　經過調養，小順長得很快，跟村里正常的孩子漸漸沒什么兩樣，臉色逐漸紅潤起來。今年，他到村小學上了一年級。據小順的老師介紹，小順智力發育正常。

　　劣質奶粉事件發生后，小丫也曾經被多家媒體回訪。2003年出生的她，因為食用劣質奶粉，個頭一度十分矮小，2歲時走路還搖搖晃晃，牙齒才長出兩顆。而現在，5歲的她已經完全恢復了正常狀態，與其他同齡孩子并無不同。

　　據小丫的母親說，由于后期加強營養，加上當地衛生部門經常回訪指導，小丫在3歲多時開始全面恢復。“經過這么長時間的努力，孩子身體和智力現在同正常的孩子沒啥區別，我一顆心終于落了地。”

　　據阜陽多個縣市衛生部門有關人士介紹，經過回訪，大多數劣質奶粉受害嬰兒恢復狀況良好。

　　另據了解，阜陽當地衛生部門曾經承諾，劣質奶粉受害嬰兒出院以后可以得到相關部門的跟蹤回訪。如果這些孩子有什么后遺癥，還可以免費接受診治。對此，不少村民均證實，當地衛生部門隔段時間就要到家中來給孩子體檢，而且還發放奶粉。“直到孩子沒啥毛病后，他們才沒來!”一位陳姓村民這樣說道。

　　那些曾被“問責”的官員們

　　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發生后，輿論一邊倒地指責阜陽市場監管不力。一時間，問責之聲成為主流。而阜陽工商系統的兩位小人物，成為首批被問責的責任人。

　　2004年4月24日，國務院調查組在阜陽市太和縣某糖果廠發現一批劣質奶粉，其中有兩個品牌列入了阜陽市公布的劣質奶粉黑名單。當此之下，太和縣工商局連夜召開黨組會議，在未對該批奶粉進行核實的情況下，決定對城東工商所市管員陳春生、宋影予以辭退。理由是，該批劣質奶粉被發現的地點恰好處于二人的轄區之內。

　　隨后，阜陽嚴肅處理劣質奶粉事件首批責任者的消息經由當地媒體向外界公布，并被云集此地的各家媒體記者迅速轉發。一時之間，陳春生、宋影二人擁有全國范圍的“知名度”。

　　其后的2004年6月9日，監察部通報了對阜陽劣質奶粉事件9名責任人的處理情況。除了時任阜陽市市長劉慶強受到行政記大過的處分外，另有數名官員被開除、撤職或責令辭職。此外，安徽省質監局也對阜陽多名質監系統官員予以嚴肅處理。

　　而不為外界所知的是，阜陽劣質奶粉事件首批被問責的“小人物”陳春生、宋影在被辭退之后，始終不服氣，一直堅持向上申訴。2004年7月23日，阜陽市工商局指定三名同志組成復核小組，利用5天的時間，對陳春生、宋影二人提出的復核申請理由進行調查，最終發現了兩人不服的“癥結”所在。

　　阜陽市工商局查明，2004年4月21日阜陽市公布的45種不合格奶粉名單中，明確標注了不合格奶粉的商品名稱、標稱商標、規格型號、標稱生產單位、不合格項目與生產日期等六項具體內容。當年4月24日，國務院聯合調查組在某糖果廠發現的奶粉，沒有一種與已公布的45種不合格奶粉的六項具體內容完全相同，不能認定為“黑名單”上的不合格奶粉。另外，根據2004年4月17日太和縣工商局城東工商所制定的《城東工商所圍剿劣質奶粉工作責任書》，某糖果廠不在陳春生、宋影的劣質奶粉專項行動包保責任路段內。因此，不能按照阜陽市政府奶粉市場專項整治工作紀律追究陳春生與宋影二人的責任。

　　綜合多方細致調查和審慎考量后，阜陽市工商局選擇了實事求是，最終決定撤銷對陳春生和宋影的辭退決定。由此，陳春生、宋影二人得以重新上崗。據知情人介紹，經過這一問責事件的折騰，兩人的工作態度更加積極。

　　2004年6月9日，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行政記大過處分，并被責令辭職的原阜陽市工商局局長周毅生告別了自己工作了兩年零六個月的阜陽市工商局。據知情人士介紹，周毅生離開的那一天，很多阜陽市工商局的干部到辦公樓下為他送別。對于自己被問責，周毅生曾說：“中央對我的處理決定是英明的。”

　　據知情人士介紹，周毅生算得上是一個“干事的人”，他在任期間對于阜陽市工商系統的干部隊伍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為了提高基層隊伍素質，周毅生積極促成了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學校阜陽分校的建立。在劣質奶粉事件全面爆發之前，周毅生領導的阜陽市工商系統就提前數月開始清查市場上的劣質奶粉，并在當地媒體上發布過“不合格奶粉公示”。

　　這位知情人還介紹，周毅生在黯然離開阜陽后，曾一度閉門對此事進行反思。其后，重回省工商局機關工作的周毅生，一直低調做人處事至今。

　　“周毅生在去阜陽任職前，就擔任省工商局某處室一把手，理論和業務水平都比較高，口碑也不錯。讓他到阜陽任工商部門一把手，可以認為是組織上對他寄予厚望的。可惜的是，劣質奶粉事件，讓周毅生的前程受到很大影響。”一位熟悉周毅生的人士對筆者如是說。

　　被撤職的原阜陽市工商局分管市場監管的副局長楊偉，在沉寂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后，目前已調往安徽省的一個地級市工商局擔任副局長，重新回到被撤職之前的位置。被責令辭職的原阜陽市衛生局分管食品衛生的副局長丁麗玲，后轉調阜陽另一家市直機關任副調研員，2007年下半年被任命為該局副局長。

　　此外，原阜陽市市長劉慶強在被問責后相隔一年多時間，調任安徽省環保局擔任局長。

　　記者在采訪中獲悉，絕大多數被問責的阜陽官員，都體現出“擔當”的姿態，對處理結果表示“口服心服”。

　　劣質奶粉事件后，阜陽對此深刻反思，并積極探索建立長效監管機制，全力維護民眾消費安全。

　　曾處在劣質奶粉事件風口浪尖的阜陽市元豐市場，為阜陽市三里工商分局所管轄。事件發生后，三里工商分局創造性地推出三類監管模式。其具體做法是：將監管的市場主體分為三大類，要求大型商場必須及時將重要商品購銷情況每日匯報;要求總經銷商與批發商在進貨時，索要廠家營業執照、衛生許可證、質檢報告和購貨發票;要求零售經營戶建立購銷臺賬和信譽卡，以便在消費者購買到假冒偽劣商品時得到應有的賠償，并追究銷售者的責任。由此，在追查商品購銷渠道、保障民眾消費安全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后，國家工商總局與安徽省工商局迅速完善推廣這一模式，該模式被譽為市場監管的治本之策。

　　劣質奶粉事件發生后的2004年8月27日，阜陽市工商局出臺了《市場巡查實施辦法》，要求當地各基層工商所要落實市場巡查包保責任制：城區市場巡查每天不少于兩次，農村市場每天不少于一次;嚴禁巡而不查、巡而失查等執法不作為或避重就輕等執法作風不嚴謹的現象。

　　與市場巡查相對應的是，阜陽市工商系統著力推進商品監管關口前移，嚴把商品準入關。明令各單位必須督促基層工商所和所有奶粉經營戶都要建立經營者臺賬和進銷貨臺賬，索取進貨發票和銷售發票、質量信譽卡，落實經營戶的衛生許可證、營業執照和產品質量檢驗合格證檔案。一旦發現相關票證不全的商品，要立即采取先行登記保存措施，抽樣送檢合格并完善備案手續后，方準予上柜銷售，從而在源頭上杜絕假冒偽劣商品流入市場。由此，通過市場巡查制度和嚴把商品準入關口，切實將市場置于有效監管之中。

　　另據了解，劣質奶粉事件后，阜陽在食品安全方面采取重大舉措，成立了藥品食品協調委員會，該市常務副市長每季度都主持召開會議部署下一步行動，致力于食品安全制度建設，強化日常監督檢查，逢重大節假日還要加強市場監管。

　　盡管如此，劣質奶粉事件造成的“后遺癥”在阜陽并沒有根絕。而最大的影響就是，阜陽的形象由此受到極大的“破壞”。

　　據公開消息表明，劣質奶粉事件中，阜陽境內查獲的55種不合格奶粉，涉及16個省市自治區，但沒有一種為阜陽當地生產。“當時，絕大多數媒體沒有去追根溯源，而是一致把矛頭指向阜陽。這就像你家里進了賊，所有人不去指責小偷，反而指責你沒有把門關好。”有位阜陽人士說，“的確，當時阜陽‘沒把門關好’，需要承擔相應責任。但是，那些生產劣質奶粉的源頭地區更應該對此次劣質奶粉事件負責”。

　　這位人士還認為，當時問責流通領域盡管沒錯，但是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是不夠的。如果在當時窮追生產領域的造假源頭，對奶粉生產廠家進一步嚴格監管，也許三鹿奶粉事件可以避免。

　　另一方面，阜陽也的確為劣質奶粉事件付出了代價。當地市民張平說，他每次出差到外地，一提及自己的家鄉阜陽，不少人就會談及“阜陽毒奶粉”、阜陽劣質奶粉等話題，進而會引深說阜陽是一個造假盛行之地。

　　而阜陽一些官員盡管對這一現象有些不平，但沒有就此氣餒。他們坦承，媒體的監督和批評，反映出阜陽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方面。現在，阜陽最大的不足就是發展不夠，當地官員必須撲下身子一心一意謀發展，努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讓老百姓得到實惠。

　　“近些年來，阜陽經濟發展不斷加快。我們希望，通過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把阜陽的發展推到一個新的高度，用發展來解決經濟社會中出現的眾多難題。只有這樣，阜陽才能真正走出低谷，以嶄新的形象出現在外界的面前。”當地一位高層人士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