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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改革開放之初‘殺出一條血路’的精神，以‘特’的意識、‘特’的思考和‘特’的舉措，敢闖敢試、敢為人先”

　　文/鄭誠崔華超

　　8月20日，正值北京奧運期間，第一次到深圳的中山大學學生小李遇到了一點麻煩。長途汽車行駛到一處類似收費站的地方停了下來，所有人都被要求進入檢查大廳查驗身份證，而小李剛好把身份證忘在了學校。

　　在簡單的解釋和口頭驗證后順利過關的小李長吁一口氣，笑道：“過關了！特區畢竟是特區。”這個“關”指的是“二線關”，也就是深圳經濟特區管理線，啟用至今已有20多年。在人們對“特區”概念已有些淡然的今天，它仿佛成為一種提醒。

　　一枝獨秀的局面不復存在

　　“回顧下來，1992年前，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我認為主要工作是在突破計劃經濟體制障礙方面先行先試。具體來講，比如勞動用工制度改革、土地拍賣制度和金融市場的建立，從生產要素的配置上確立了市場經濟框架。”深圳市體制改革辦公室郭小洲處長如此總結。

　　郭小洲認為，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深圳的改革重心則逐漸轉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作為。“國企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和最近幾年推行的事業單位改革，在全國都產生了一定影響。”

　　深圳是一座因改革而生的城市。深圳經濟特區建設發展的近30年，循序而至的變革一路相伴。可以說，正是一項項突破既有制度的改革，成就了特區之“特”。

　　然而，隨著全國全方位開放格局的形成，特區一枝獨秀的局面不復存在，深圳三大傳統優勢似乎都在逐漸弱化：在“天時”上，隨著“兩稅合一”等政策調整，“我有人無”的優惠政策優勢已成歷史；在“地利”上，隨著中國加入WTO、國門打開，特區的窗口功能逐漸弱化；在“人和”上，隨著浦東開發、西部開發、振興東北、濱海新區建立，成都、重慶綜合改革試驗區，武漢、長株潭試驗區等相繼成立，有上千萬新移民的深圳出現了人才回流和招工難等現象……

　　深圳，今天你還“特”嗎？近年來，這樣的疑問不斷被提出。在互聯網上，討論更是持久廣泛，參與者眾多。

　　早在2002年底，一篇網絡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在人民網強國論壇首發，頓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一場關于深圳特區命運的大討論，討論從網上延伸到了網下；時隔五年，《特區不特：深圳路在何方？》的長篇思考和詰問，同樣在網絡上引起一片激辯之聲。

　　“實際上，特區該不該特、特在哪、怎么特的疑問，從創辦至今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深圳市社會科學院院長樂正接受采訪時笑言，深圳人已習以為常了。

　　沒有完成的使命

　　樂正認為，任何意義的改革，都意味著利益的調整，而既得利益者往往成為改革的阻力，改革逐漸步入深水區，這種阻力會加大。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也不排除推動改革者認為經濟發展更實惠，從而改革意識淡化。

　　另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較短的時間里，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局部出現了“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法律化”現象，而這些維護部門利益的法律法規成為今天深化改革的一個個紅燈。

　　不容回避的是，一些改革觸及政治體制改革領域，顯得更為謹慎，“少說多做”更成為今日特區推進改革的首選做法。

　　“我注意到，深圳人包括黨政干部和廣大市民，多年來改革開放積淀下來的骨子里的改革創新意識，今天非但沒有絲毫減少，反而伴隨著對發展路徑的思考越來越強。”樂正表示。

　　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局副局長沈毅接受采訪時，對這一判斷表示認同。但他同時認為，特區并不是自己闖就能闖出來的，而是需要國家出于特定的政治、經濟目的而設定：“什么是特區？我理解主要有三個內涵：特定的區域、特殊的使命、特定的政策，缺一不可。”

　　中央對經濟特區的態度始終是明確的。2003年春天，胡錦濤總書記視察深圳時寄語廣東：“加快發展，率先發展，協調發展，繼續發揮試驗田作用。”這既是對經濟特區已取得成就的充分肯定，更是對特區今后發展的要求。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25周年之際，溫家寶總理在深圳考察時曾明確指出，發展經濟特區的決心不變；對經濟特區的基本政策不變；經濟特區在全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不變；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去，還要辦得更好。

　　今年6月，深圳市委、市政府發布了《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范市的若干意見》，提出深圳要“繼續高揚經濟特區這面旗幟，以改革開放之初‘殺出一條血路’的精神，以‘特’的意識、‘特’的思考和‘特’的舉措，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勇于沖破制約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體制機制等障礙和束縛，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范市而不懈奮斗”。

　　“整個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既是發展的過程，也是改革開放的過程。只要現代化沒有完成，那么經濟特區先行先試、作為‘窗口’和‘試驗田’的使命就沒有完成。”樂正說。

　　繼續“特”的突破口

　　7月初，廣東省政府常務會議批準《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將深圳定位為與香港共同發展的國際性城市。同時，廣東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求，深圳新一輪發展要體現出在粵港澳合作方面的先行、先試、先導作用。

　　“規劃提出了一套衡量深港合作程度的指標體系，僅在跨境人流量指標方面，便提出了將由目前的每日42.2萬提高到100萬。”提到這份修編后已上報中央審批的城市總體規劃，多年關注深港合作的樂正感到由衷的興奮，“成功的改革不僅是一種理念，更是一種技術操作和精心的程序設計。對深圳這樣一個舉世矚目的經濟特區來講，下一步改革更應該選擇一個好的切入口，選擇一個好的操作方式。我認為與香港共同發展的新定位，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著力點。”

　　樂正分析，深港合作的“最高境界”是制度性的合作，而不僅僅是經濟性的。“有人或許擔心，一國兩制會否成為深港合作的障礙？我覺得，兩地深化合作的前提恰恰在于‘兩制’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深港合作不僅僅是兩個城市GDP相加那么簡單。那邊是‘特別行政區’，我們這邊是‘經濟特區’，兩地合作產生聚合反應，形成制度創新，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中山大學金融學教授陸軍認為，深港金融合作是確保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同時帶動深圳等腹地成為區域金融中心城市的雙贏之舉。

　　郭小洲認為，深圳接下來的路徑是用進一步開放來促進改革——下一步的深港合作正是加大開放的一大契機。深港合作首要在于經濟上的互融互補，但同時也必然會帶來法律、政務等軟環境上的交流和碰撞，在突破制約中國社會和諧、平衡發展的體制障礙上獲得經驗，從而確立一個與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相匹配的政治、社會、文化體制，以應對日益嚴峻的產業升級和社會轉型壓力。

　　在“體制突圍”方面，深圳已提出要研究借鑒香港、新加坡的經驗；擬用5年時間建立起全新的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包括重新界定設置政府職能，整合調整政府機構；創新政府運行機制和模式，完善決策執行監督的運行機制，大力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徹底理順市、區、街道事權，逐步將區和街道全部變成政府的派出機構，實現一級政府三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