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所說走近中央全會，只是泛指一種大潮流、趨勢、動向，而實際社會生活中，不同界別、不同層次、不同人群之中，自然是有區別的，不但重視程度不同、關注內容也有相異。但也并非無規律性，乃至雜亂無章。事實上，在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些年中，兩屆中央及十二次中央全會，除兩屆首次全會系屬大會的延續，按照程序在中央委員會中遴選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總書記，批準中央書記處、中央紀委、中央軍委以及組成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等。嗣后，各次全會涉及政府工作機構設置、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黨的建設等等，都是事關全局，都屬黨和國家生活大事，因而引起注重是必然的。中央全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經越來越加重要，尤其是同廣大公眾直接利益、具體利益關系越多，也就越加受到關注。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十一五”規劃建議，六中全會的社會和諧部署，十七屆四中全會的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決定和即將舉行五中全會提出“十二五”規劃建議的關注度達到了最高值，就是很好證明。事實表明，有關民主民生內容多少同社會公眾的關注程度是成正比例的。由此，也再次證明了人民是講求實際的，黨的決策只有是求真務實的，才能受到人民關注擁護。

　　中央全會之所以成為廣大群眾關心的會議、成為媒體聚焦的會議，其原因在于得人心

　　必須指出，執政黨的中央全會成為廣大群眾關心的會議，成為街談巷議、媒體聚焦的會議，并且在多數人中都是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存有許多期待和希望的會議，這是為什么？這就叫做得人心嘛！這對我們這個已經執政多年并將長期執政的黨來說，應該看作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下情上達、上情下達，是一個多么重要的進步。試想，如果是人們對執政黨的中央會議看作與己無關，甚至采取“冷眼旁觀”態度，甚至像過去有時候曾出現的“三緘其口”“萬馬齊喑”，難道這樣能說好嗎？！當然不好！我們所以說是不好，一者同我們黨的宗旨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屬性不符合；二者同社會發展、時代潮流也相悖逆。在當代社會日新月異的條件下，黨的活動與人民的關注度，除了政治心理因素之外，的確還有技術因素，那就是在紙質媒介之外，包括電話、網絡、視圖等等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黨務公開，從封閉走向開放，而社會公眾對執政黨關注，從疏離到知悉，乃至接近和參與，這是勢所必然。由于關注，擴大了公眾參與的幾率與空間；由于關注，加速了破除“神秘感”，增加了“黨務公開”的透明度；由于關注，密切了上下關系、干群關系、黨群關系，鞏固了黨執政的社會基礎；由于關注，減少了隔膜，把許多不和諧因素降低到較少程度，最大程度地調動積極因素。從這個意義上，或可認為：人們關注中央全會，何嘗不是中央全會貼近人民的結果！然而，僅有一種黨的主動，還不足以形成這種局面，同時需有人民的主動，還有第三方即媒體的主動。黨的主動得益于明智，人民的主動得益于開化。二者結合互為因果、構成賦有以人為本深意的積極的“雙向溝通”，加上不可或缺的媒體的中介及傳播作用，從而形成一種順應時代潮流的政治生態進化。所有這些，最終當然都是由社會主義制度本質和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所決定，是堅持黨的領導和維護人民主體地位的執政理念的必然結果。對于中央全會的關注，必然也就帶動了對公眾所在地方和部門工作的關切。也就是說，中央的決策在本地方或本部門執行或落實得怎樣呢？人們正是這樣用以觀察、評價或考驗一個地方、部門，乃至一個領導者的作為。這種影響或可認為非始料之所及。正是如此，我們就不能不尤其重視“關注中央全會”這種現象的全部蘊含及其發展。

　　可以說，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的對中央全會的關注，事實上已成為一種重要資源，一種對黨的支持、激勵和監督的力量。一個地方、部門的成熟的領導者，應當有意識地把這種趨勢和現象作為寶貴資源去加以推進和強化，使自己處在更加主動的地位，引領民主政治健康前行。(葉篤初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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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全會”的職能

　　“中央全會”，是“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簡稱。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集。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黨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中央全會”通常的議程是：聽取中央政治局報告工作，討論并決定黨的重大問題，等等。 (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