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黑惡勢力，首先要打它背后的保護傘。我認為這是我們應從重慶打黑中汲取的重要經驗。”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今天（11日）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說。

　　“黑社會和司法腐敗不是一回事，但它們幾乎就相當于一個銅板的兩面。”任建明說，“這和‘煤礦事故背后是安全部門監管問題’是一樣的。”

　　他指出：“當黑社會在有組織地做黃賭毒、暴力犯罪，那么一定是相關的政府司法部門、尤其是公安部門嚴重濫用職權的結果。因為公安部門是具體執行法律的機關，負責對黃賭毒這些非法活動的查處。如果這些組織能夠廣泛存在甚至是泛濫，到了很嚴重程度的話，一定意味著有同樣嚴重的司法系統的腐敗，也就是我們所說背后的保護傘。”

　　“如果司法腐敗不解決，黑社會是很難被掃除的，打黑是打不了的。你的打黑行動可能寸步難行。比如重慶打黑中就發現，過去黑社會把人打死了，上訪的家屬被推回到重慶公安局，全家人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關于輿論熱議的文強之死，任建明這樣看：“我認為判刑的一個關鍵標準是，你這樣濫用權力，會不會導致剝奪別人的生命。這與單純的受賄，有性質上的不同，你收受金錢，金錢是可以計算的，但人的生命是無價的。”

　　“比如鄭筱萸被判死刑，因為他作為國家食品藥監局最高長官，讓有毒藥物流入市場，剝奪了別人的生命。再比如文強，盡管不是他直接殺人，但他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因而對這許多條人命負有重要責任。加之情節嚴重的強奸罪，因此對文強重罰，是合適的，否則不足以處理這種司法系統級別較高的官員，如此踐踏法律造成的嚴重影響。”

　　文強一審被判死刑，主要理由是“受賄金額巨大”，而二審判決中增加了一句“社會危害特別巨大”。

　　任建明認為，這一增加是應該明確的。“政府當然應該慎用死刑，如果只有受賄，判死刑的質疑就比較多。但這對社會危害具體來說，他所包庇的黑社會身上是有很多血債的，比如殘酷的槍殺、強買強賣，都是在他的縱容下，這就是社會危害。”

　　任建明說：“從馬斯洛的五層次需求來說，生存是最低需求。眾多老百姓即使衣食基本能保證，但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不能得到保證的話，那需求肯定是很迫切、呼聲是很尖銳的。我們從這一點，就能看到打黑的意義。”任建明認為，從地方到中央，包括公安部，可以吸取重慶的做法和經驗。“過去我們知道有縣、省會城市在做，而重慶的打黑，它的直轄市行政級別、以及治理得較徹底、范圍較廣，應該說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記者莊慶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