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一周里,熱,無疑是人們提及最多的一個詞。

　　6月20日至7月2日,中央氣象臺連續13天發布高溫藍色預警,并于7月6日首次將高溫預警等級升級為橙色預警。北京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山東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區最高氣溫達40℃左右。

　　熱!室外露天作業的勞動者更熱!隨著高溫變成一種災害,人們對高溫下勞動者權益的關注也迅速升溫,法律無疑是能夠給予他們的最大保護。

　　可是,唯一的全國性法規《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已暫行50年,高溫立法何時能跟進?

　　全國大范圍持續高溫天氣

　　7月5日,根據北京市氣象臺監測統計,南郊觀象臺最高氣溫定格在40.6℃,打破59年來北京7月上旬同期最高溫紀錄。其中,建國門的古觀象臺是最熱點,達到43.8℃。

　　從7月2日起,京城35℃以上的高溫鳴槍起跑,36℃、37℃、39℃……高溫預警升級為橙色信號,打破了歷史同期連續高溫日最長紀錄。

　　不止北京,全國各地大都飽受高溫之苦。7月5日14時,新疆東北部、內蒙古西部、陜西關中地區、華北中東部、江南中南部和華南南部出現大范圍35℃以上的高溫天氣。河北全省10多個縣市氣溫超過40℃。

　　據統計,從6月1日至7月4日,東北、華北、新疆、長江流域和華南等地區共有162個站日最高氣溫達到極端事件標準,其中黑龍江、吉林、內蒙古和新疆的34個站突破歷史極值。

　　各地氣象部門的“黃色預警”、“橙色預警”不斷響起,連我國最北端的漠河也出現了39℃創紀錄高溫。

　　氣溫持續走高,催熱了中國“宅消費”。很多人都“宅”在家里,吃飯叫外賣,購物用快遞,吃、喝、購物,甚至連工作都在家里搞定,就為享受空調帶來的涼爽而遠離室外高溫。然而,畢竟還有大批勞動者要“戰高溫斗酷暑”,如何給他們帶來一絲涼意?這些天,各地的高溫津貼標準紛紛出臺。

　　14省份公布高溫津貼標準

　　7月6日,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等4部門聯合發布通知,北京高溫津貼標準將進行調整。根據新標準,高溫津貼將在原來的基礎上翻一番。

　　在此前后,有14個省份公布了高溫津貼標準,共分按月補貼和按高溫工作日補貼兩種方式。執行月補的8個省份中,江蘇、浙江和湖南補貼最高,為160元。從發放時間來看,廣東、重慶和福建發放津貼的時間最長,為5個月。上海、浙江和山東發放4個月。北京、江西等5省份發高溫津貼的時間為3個月,完全按照夏季時間進行補助。

　　據了解,目前我國沒有統一的高溫津貼標準,各省份基本上是根據各地的自身情況來制定高溫津貼標準。一般來講,各地氣候條件不同,發放高溫津貼的時間也不一樣。比如廣州,夏季時間持續比較長,發放高溫津貼的時間也比較長。

　　高溫津貼標準是有了,但實際上,這個津貼并不能換來高溫下勞動者的健康。業內人士表示,勞動者本身更需要的是高溫停工,應該從立法層面予以明確,除了一些無法停工的特殊行業外,當氣溫到達一定程度時,勞動者應該在高溫時段停止戶外作業,用人單位不得因高溫停止工作、縮短工作時間而扣除或降低勞動者工資。

　　高溫立法須提上議事日程

　　在敬佩奮戰在烈日酷暑下的勞動者可貴的敬業精神的同時,一個疑問始終在腦海顯現:以血肉之軀與嚴酷的自然環境做斗爭是否科學?高溫面前法律是否給了勞動者說“不”的權利?

　　目前,各地執行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頒布于1960年,這也是目前我國唯一一部針對高溫酷暑條件下,如何調整單位和個人的生產生活或其他社會活動的法規。

　　辦法規定了防暑降溫工作的基本原則和防暑降溫的技術措施、保健措施和組織措施。但是該辦法沒有規定任何法律責任,即使企業不遵守它也束手無措,這就使得它不像一個具有強制力的規章,而更像一個行政指導性質的文件,其執行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辦法至今已有50歲高齡,卻仍在“暫行”。50年來,社會變化可謂巨大。而條例所反映的其實是我國20世紀60年代初的社會狀況和經濟狀況,與中國當前的社會發展狀況發生嚴重脫節。面對持續的高溫災害,“年事已高”的暫行辦法已經無法有效地規范和指導我國目前的防暑降溫工作。

　　此外,《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規定的適用范圍非常小,僅僅適用于“工業、交通運輸業及基本建設工地的高溫作業和炎熱季節的露天作業”以及“田間作業”。事實上,在炎熱的夏季,各行各業都有一個防暑降溫問題,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也都依法享有獲得良好的防暑降溫條件和合理的防暑降溫待遇的權利。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是以第三產業的高度發達為鮮明特征的,而《防暑降溫措施暫行辦法》規定的適用范圍根本不包括第三產業,因為1960年的中國立法者是無法想象到21世紀的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的。

　　高溫席卷,立法重提。人們不禁要問,高溫防護方面的權威立法,何時跟進?有關人士呼吁,在高溫保護法規尚未健全的情況下,當務之急是各地應從實際出發,探索高溫勞動保護的地方性法規建設。(記者郭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