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此番美元貶值的另外一個重要動機是轉嫁美國債務。“如果說危機爆發后的那一波政府救市行為是美國政府在將私人債務國有化的話，那么這一輪美元貶值其實是在將美國債務國際化。”李向陽認為。通過危機階段的政府救助措施，美國金融機構的大量不良債權轉化為政府債務，2009年美國的財政赤字高達1.42萬億美元，是2008年的3.1倍，赤字率也從2008年的3.2%猛升至10%，創下二戰后最高水平。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增至6.71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7.2%。預計2010年美國財政赤字規模仍維持在1.32萬億美元。未來如何在削減財政赤字的前提下保持經濟增長是一個國家難題。李向陽告訴記者，歷史經驗證明，多數國家的國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與一國的經濟增長、通貨膨脹(進而就是匯率貶值)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美國是一個例外，原因是美元充當著世界貨幣。例如，美國國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46年的121.2%下降到1974年的31.67%。其中，通貨膨脹貢獻了52.63個百分點，經濟增長貢獻了55.86個百分點，聯邦盈余貢獻了-21.51個百分點。因而，即使美國官方不承認轉嫁債務的動機，但客觀上難以避免這樣的結果。

　　最后，這一輪匯率爭端還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美國國會11月中期選舉在即，奧巴馬政府在解決就業和促進復蘇方面乏善可陳，其本人的支持率也有所下滑。為此，借助美元貶值以及施壓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民主黨轉移國內民眾視線。事實上，這已成為歷屆美國政府最常用的政治工具之一，上周五美國政府再次推遲公布匯率報告即顯示了本輪匯率爭端背后的政治色彩。

　　無論是上一次以“廣場協議”收場的匯率爭端，還是眼下尚不知走向的所謂“貨幣戰”，美元貶值都扮演著最核心的角色。李向陽認為，問題的深層次根源在于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即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使其能夠通過尋求貶值來獲得其他國家無法達到的目的，特別是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逃避債務。只要這種局面不發生改變，伴隨美國經濟的周期性變化，這種匯率戰的威脅可能還會重復上演。這也是為什么人們如此關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不過他也表示，意愿和現實之間還存在差距，短期內尚沒有辦法找到一種貨幣替代美元，即使是尋求儲備貨幣多元化也存在諸多困難。“現在看，要解決眼下的這一場爭端，更多地還是需要在現有框架內依靠國際社會的協調，避免一損俱損的局面。”李向陽表示。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