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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教育考試院就媒體報道的《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來自權勢家庭》正式回應：“我們測試的目的不是驗證運動員證書的真偽，而是驗證其體育水平和運動能力是否達到高考加分的標準。至于加分者的家庭背景并不在我們的驗證范圍之內。”(5月17日《新京報》)

　　面對“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來自權勢家庭”的輿論壓力，浙江教育考試院回應稱家庭背景不在考察范圍。如此迂回地應對輿論策略，讓我們看到了什么？一方面似乎承認了不公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把自身的責任巧妙地加以“洗白”——一副無辜的樣子。

　　看似有理，實則強詞奪理。不考察家庭背景的辯解，在筆者看來，無非是抽空政策立足點的遮羞布，是制度虛化的表現形式。任何制度的尊嚴都必須得到維護，任何制度的立足點必須得到公正的支撐，任何制度的公信力都是在維護正義的基調中得到實現的。正是在這個問題上的錯位，筆者以為，所謂不考察家庭背景的辯解，把高考加分政策有意無意之間虛化了，抽空了制度的正義性和道義感。

　　如果說權力、社會關系網絡等的介入導致了起點的不平等，那么，這些因素同樣也可能操縱著競爭過程中的規則和機會。“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來自權勢家庭”表明加分政策成了被權勢者玩弄于鼓掌之間，成了肥私的道具，這也充分顯現了制度正義性的流失，更說明了制度存在的土壤和空間已經異化。

　　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來自權勢家庭，表明加分政策正淪為惡化教育機會不公的工具。從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來說，近年來，“假少數民族”、“運動員批量制造”、“假三好學生”等現象的頻繁出現都說明了加分政策的淪陷，而主管部門的漠視態度在這樣的前提下，意味著什么呢？不是自甘墮落又是什么呢？假如制度的公正性已經被扭曲，假如制度已經成了新的不公正的制造者，對加分政策難道不應該進行這樣的省察嗎？

　　浙江教育考試院的回應，“家庭背景不在考察范圍”，在筆者看來，帶給公眾的是更大的挫敗感和無力感。因為面對權勢者對加分政策的尋租性利用，面對加分政策成為新的不公平的制造者，主管部門竟能把自身的責任推卸得一干二凈，還有什么比這更能讓公眾喪失對公平的渴望呢？　瀟湘晨報　作者：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