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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邊遠山區兒童送戲500多場，惠及觀眾近20萬人；先后在北京、武漢、太原、昆明舉辦6期工作坊，培訓從業人員120多人次，全國13家兒童劇院團受益——這就是日前剛剛落幕于濟南的中瑞“兒童之聲”戲劇項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作為瑞典國際開發署(Sida)資助的國際文化項目，“兒童之聲”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地區兒童劇團的經濟資助及藝術輔導，幫助當地創作出更多反映現實生活、具有教育意義的小型兒童劇，深入山區和鄉村為沒有機會欣賞戲劇的兒童進行無償演出。中瑞“兒童之聲”啟動于2007年，今年是最后一年。事實上，能夠被看到的往往只是可統計的成果，而另一些暫不可統計的變化和必須繼續的思考卻是悄悄醞釀的。在中國兒童劇艱難行進的現狀面前，在“兒童之聲”項目歷時3年的努力建設之后，這些隱藏的變化與思考顯然已不能隨著項目的結束而結束。究竟如何作為，才能使中國兒童劇這項由“兒童之聲”開篇的“星火計劃”得以延續？已經成為所有中國兒童劇藝術工作者乃至社會各界應該正視的問題。

　　更新戲劇觀念從溝通開始

　　本屆“兒童之聲”工作坊瑞典方派出的培訓專家是來自斯拉瓦劇團的3位藝術家，在為期一周的時間里，他們不僅對來自國內10家院團的表導演從業者進行了專業培訓，而且為主辦地泉城的小朋友們帶來了精彩的“兒童戲劇表演互動場”和生動的小演員培訓課。在3位瑞典藝術家的帶動下，濟南兒藝的排練廳和寶貝兒劇場搖身一變成為充滿歡笑的游樂園，不僅前來培訓的演職員們活力四射，新鮮的互動環節也讓參加活動的小朋友們興奮異常，他們紛紛跑上臺與演員互動表演，每個孩子都玩得很開心。訓練和表演基本都靠無實物的肢體語言完成，看上去顯得有些非常規，沒有刻板的臺詞背誦，沒有規范的形體要求，時而歌唱、時而呼喊、時而奔跑、時而舞蹈、時而翻騰，通過各種規定情境下即興的肢體動作發揮，演員們爆發出強烈的創作沖動，進入身心放松而自如的表演狀態；孩子們則從中鍛煉了勇氣、解放了天性；原本陌生的演職員之間、原本疏離的臺上臺下都在短時間內實現了正常情況下不可能實現的人際破冰，達成和諧、親近、融洽的溝通。

　　“瑞典的藝術家們特別善于進行兒童素質教育拓展訓練，演員可以調動一切可能的手段來與兒童互動，啟發他們挑戰自我，這是我們國內兒童藝術院團需要學習的。”濟南兒藝院長丁小秋如是說。事實上，靈動、自然、親切的交流式表演，正是瑞典兒童劇區別于一般中國兒童劇的重要特點。這一點，在中瑞“兒童之聲”先后舉辦的6期戲劇工作坊培訓中，中國的兒童劇藝術工作者都有深切的體會。合作以來，瑞典共派出兒童劇專家12人次來華講學，國內13家院團的120人次參加了培訓。“瑞典堪稱兒童劇王國，是世界上兒童劇最普及、發展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瑞典的孩子從6個月大就開始觀看兒童劇，瑞典兒童劇根據不同年齡層觀眾的交流需要進行創作，不同年齡段的孩子看不同的兒童劇，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很注重和孩子近距離溝通。在這一點上，我們無論觀念還是操作，顯然都很不足。”國際劇協中國中心秘書長、中國劇協外聯部副主任王嶺說：“‘兒童之聲’項目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培養兒童劇的編導和演員，改變戲劇觀念。工作坊的培訓對提高我國兒童劇工作者的創作水平和藝術修養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同時也促使我們對國內兒童劇創作存在的很多問題重新開始正視與思考。”

　　普及戲劇教育從鄉村開始

　　據王嶺介紹，除培養編導演從業人員外，“兒童之聲”項目的核心是為盡可能多的弱勢兒童提供看戲的機會。自2007年起，中國劇協與瑞典戲劇聯盟達成合作意向，以中國劇協作為總協調單位，依托山西省職業戲劇學院、山西省話劇院及昆明民族歌舞劇院兒童劇團，開始在山西和云南的邊遠山區送戲下鄉，使成千上萬的山區兒童在家門口看到精彩的兒童劇演出。3年來，兩地共下鄉演出500多場，觀眾人數近20萬，取得了極佳的社會反響。

　　僅以昆明民族歌舞劇院兒童劇團為例，依照與瑞典簽訂的項目合同，瑞典3年共提供100萬克朗的資助，昆明需要每年完成80場演出、為10所學校舉辦戲劇夏令營。昆明方面年年超額完成任務，3年演出300多場，在30多所學校進行過戲劇夏令營，足跡不僅遍及昆明所轄的14個縣市區，還擴充到曲靖、德宏、楚雄及大理周邊等邊遠地區。3年來，該劇團圍繞環境保護、遠離毒品、正確對待網絡游戲、男女平等、艾滋病知識普及、關心關愛弱勢群體6大主題，創作了《環保衛士》、《海洛因的自白》、《游戲夢》、《到底誰有病》等兒童短劇，以及大量曲藝、歌舞等綜合節目。這些劇目和節目送到山鄉，受到了廣大師生和鄉民的歡迎與贊譽。演出結束后，往往是孩子們眼巴巴圍著問演員們什么時候再來，教師則會感嘆“相比在城里生活的孩子，邊遠地區的學生更需要藝術教育”。2008年“5·12”地震后，昆明民族歌舞劇院兒童劇團及時把“兒童之聲”項目和服務災區結合起來。“當時云南共有10所學校接收了400多名來自災區的孩子，我們的戲劇夏令營就選擇了這10所學校作為服務單位。”昆明民族歌舞劇院兒童劇團團長劉玉清介紹，“那期夏令營最終的反響很好，但是過程卻很曲折。雖然大家都很關心災區來的這些孩子，但是他們年紀小，剛剛受過災，又遠離家鄉，我們派去輔導的演員幾乎都遇到了抵觸。但是想到他們是如此特殊的群體，演員們就加倍用心和孩子們溝通、交朋友，最后所有有抵觸情緒的孩子全都被打動了，和我們的演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據說，后來，劇團在夏令營期間因為演出需要想調走其中一位演員，孩子們說什么都不肯，甚至用絕食、不睡覺的方式來挽留他，直到劇團不得已收回了調令。“通過和瑞典的項目合作，我們學會了怎樣和孩子溝通，這對我們今后的創作有很大的啟示。現在我們也開始培養我們自己的觀眾，改變過去幾千人臺下只是‘看’戲的局面，演出基本都保持在一個小時以內，直接送進校園和教室。效果比過去事半功倍，演員更投入，小觀眾也更容易和我們融為一體，更投入地欣賞戲劇藝術。”劉玉清說。

　　“結束”也是另一段開始

　　“3億8千萬少年兒童和24家兒童劇院團，這就是目前中國兒童劇市場存在的驚人比例。這樣一個比例意味著，即便排除客觀條件限制，我們每天都演，一天4場，起碼也要演上50年才能保證每個孩子一生看上一部兒童劇。”濟南兒藝副院長張大海說。這位曾經為僅有9名學生的山區小學送戲演出的兒童劇導演，堅信他所從事的事業關乎每個孩子成長的人生大計，然而艱巨的任務和艱難的現實又令他充滿憂慮。中國的3.8億少年兒童中有兩億生活在農村，500場演出、20萬觀眾的數字固然可觀，但和兩億的基數相比，也只不過是滄海一粟。事實上，中瑞“兒童之聲”項目的圓滿完成，只是點燃和啟動了中國兒童劇的“星火計劃”，如何用科學而有效的方式，以積極而優質的創作，在今后更長久的時期內，令兒童劇藝術能夠惠澤更廣大的少年兒童群體，才是擺在中國兒童劇藝術工作者面前最嚴峻的課題。“通過這幾年的活動，我想，外國人拿錢，支持山西貧困地區兒童的戲劇文化生活，那么我們山西該怎么辦？”原山西省劇協副主席王笑林說，“人家外國人給我們開了頭，我們政府也應該對我們的兒童戲劇事業有所投入。也希望我們的兒童戲劇能有一個基金會，在政府、社會各個方面的共同資助下，為我們的兒童戲劇事業制定一套提供資金物質支持的切實可行的措施。這樣才能使我們和瑞典的這次合作項目開花結果。”和王笑林一樣，劉玉清也殷切期待著“兒童之聲”結束后，昆明能繼續將活動開展下去：“明年開始瑞典不再提供資金，我們希望能夠通過政府撥款、自主籌款等多種方式繼續做下去。這本來就是我們中國自己應該做的事情，這幾年瑞典撥款給我們做，現在不能說撥款停止了，我們該做的事就不再做了。這幾年活動產生了很好的影響，品牌也建立了，為繼續做下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對于兒童劇的創作和演出，一直負責“兒童之聲”山西方面劇目創作的山西話劇院導演王春燕表示：“和瑞典兒童劇專家進行交流之后，我們才發現我國的兒童戲創作觀念是落后的，我們對兒童心理的研究不夠細致，創作思路也相對保守。連續幾屆工作坊給了我們很大的啟迪，短小精干、富于教育意義、便于互動和溝通的作品，往往更容易被孩子們接受，也更適合到基層演出。要想堅持把優秀的兒童劇送到一線去，我們必須更新以往追求宏大制作的創作觀念。”而張大海則認為：“技巧培訓和演出數量都不是‘兒童之聲’帶給我們最大的收獲，發展理念和思路的拓寬相反更加重要，幫助我們提高了創作和推廣兒童劇的空間。這些年來兒童劇院團越來越少，僅靠從業人員的數量很難滿足龐大的兒童劇市場，瑞典國內派專業人員到學校去直接指導學生創作、演出兒童劇的方法很值得我們借鑒，但是怎樣結合中國的國情具體操作，還需要我們國內從業人員進一步消化和思考。”

　　作者：張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