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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鄧小平同志設計的改革開放道路上，我一直工作到退休。不覺間，幾十年過去了。”不久前，記者在國家教育行政學院，聽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同志深情回憶了國門初開的歲月。

　　李嵐清同志1978年就進入對外開放工作領域，曾任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政府貸款項目建設辦公室負責人，對外經濟貿易部外資管理局局長，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部長。他以自己的親歷娓娓道來，通過一些小故事，映襯出對外開放初期百廢待興的景象，再現了開拓者篳路藍縷的偉大探索。他說，目睹改革開放30年舉世矚目的成就，回顧打開國門的那段歷程，感慨萬千，當時發生的一些事情仍歷歷在目。

　　是誰首提“開放”和“特區”

　　結束“文革”那場災難后，人們在思考一個重大問題：振興中華，路在何方？黨中央、國務院在撥亂反正、恢復高考的同時，開始投石問路，了解外面的世界。

　　1978年10月，鄧小平同志會見聯邦德國新聞代表團，同客人就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等問題進行深入交談。在回答客人的提問時，鄧小平第一次明確使用了“開放”一詞，鄭重強調：“你們問我們實行開放政策是否同過去的傳統相違背。我們的做法是，好的傳統必須保留，但要根據新的情況來確定新的政策。”

　　對外開放，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參照，只有在不斷摸索中前進。1979年1月，一封關于香港廠商要求回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鄧小平同志辦公室。鄧小平閱后當即批示：這種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干。

　　對于在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叫什么名稱的問題，鄧小平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這是鄧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特區”這個概念，它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突圍”。

　　經過黨中央、國務院的反復醞釀和籌備，1979年7月20日，廣東蛇口響起對外開放第一炮，人們移山填海，興建碼頭。在當年林則徐、關天培率領中國軍隊向英國侵略者打響第一炮的蛇口左炮臺下，中國經濟特區的發軔地——蛇口工業區誕生了。對外開放的大幕由此拉開。

　　想起那三個用功的“小尼姑”

　　1977年恢復高考，千百萬青年翻出蒙塵多年的課本，開始了徹夜苦讀；1978年，我國第一批50名訪問學者赴美留學。國門開啟，被政治運動抑制了多年的留學渴望迸發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學潮；在出國留學的同時，我們也開始引進國外智力，1983年，南開大學提出聘請美籍華裔數學家陳省身為該校數學研究所所長，這是第一個向中央引智領導小組申報的人才引進項目。

　　科學的春天來了！教育的春天來了！我經歷過教育寒冬的嚴酷，也感受了教育春天的生機。20世紀70年代，我在鄂西北山溝里參加籌建第二汽車制造廠時，正趕上高校停辦，人才緊缺，原有為數不多的大學生，背負著“臭老九”的壓力，灰頭土臉。恢復高考的重大決策，不僅給國家的振興帶來希望，也給渴望學習求知的無數青年帶來希望。但當時國力有限，一時很難滿足廣大青年的升學要求。

　　有一件小事讓我記憶猶新。1987年秋，我到溫州出差，中途留宿雁蕩山。次日清晨外出散步，看見三個小尼姑正在用功晨讀。我好奇地問她們在讀什么經書，她們笑著拿給我看，原來是高三語文課本。我問，廟庵中也學文化課嗎？她們說，今年沒考上大學，因此出家為“尼”，在這里復習，準備明年再考。聽了她們的話，我特別理解她們求學的迫切心情，更深感考大學確實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我想，將來國家經濟發展了，能讓更多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于國于民皆是一大幸事。

　　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大學本專科的招生人數從1977年的27.3萬擴大到2007年約570萬，高考錄取率由4.8%上升到56%，為廣大青年鋪就了一條成才之路，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的人才資源。

　　共產黨和資本家能搞合資經營嗎

　　“中外合資經營”，今天說起來很平常，可在上世紀70年代末，還是一個禁區。

　　關于合資經營，我個人經歷了這樣的故事：

　　1978年，一機部讓我帶領工作組調查全國汽車工業情況，我幾乎跑遍了全國。有件事特別好笑，某城市仿造的“解放”牌卡車，商標是“永向前”，我開玩笑說，車子不怎么樣，名字倒有點意思。旁邊的同志卻對我說，他們的商標真是名副其實，這車子沒有倒擋，只能向前開，而且開起來除了喇叭不響，到處都響。這就是當時我國汽車工業落后狀況的縮影。

　　就在那一年，國家決定從國外引進先進的汽車技術。我們與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制造商——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進行了洽談。該公司董事長湯姆斯·墨菲親自率團來華，與我們在北京飯店進行了一個星期的談判。談判中出現了一個我們從來沒聽說過的詞匯——joint venture。盡管我知道這兩個詞連在一起似乎應當是“共擔風險”，但對其中確切含義并不清楚。他們說這個詞匯是“合資經營”的意思，并詳細介紹了這種經營方式的好處。墨菲最后補充道：“簡單地說，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一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再說得通俗一點，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

　　聽了這番話，我們感到新鮮有趣，不過當時我想，你是大資本家，我是共產黨，我能同你“結婚”嗎？但按照當時的規定，凡是重要的對外談判項目，都要向國務院引進新技術領導小組辦公室寫簡報，我們也就及時把這一談判的情況如實上報了。出乎意料的是，我寫的這份簡報引起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高度重視，領導同志都一一圈閱，鄧小平同志還在簡報上關于通用汽車公司建議搞合資經營的內容旁，批示“合資經營可以辦”，指出了我國利用外資的道路。

　　從此，我國一種新的經濟形式產生了。到2007年底，我國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已超過63.2萬家，其中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約28萬家。

　　第一筆世界銀行貸款用于教育

　　1980年我國正式恢復在世界銀行的成員國席位，這是在使用國外貸款方面的一件大事。恢復席位后爭取到的第一筆世界銀行貸款，就是用于教育事業。

　　根據鄧小平同志優先發展教育和科技的指示精神，國家外資委向世行表示，將把該行無息長期軟貸款首先用于我國教育事業，得到世行行長麥克納馬拉的支持。1981年4月，由國家外資委、財政部、教育部、中國銀行組成的政府代表團赴美國，與世界銀行進行談判，簽訂了第一個貸款協議，世行向我國提供不少于2億—2.5億美元的貸款用于教育項目。這一貸款項目在當時是對教育的一筆巨大投資，許多高等院校(主要是理工科院校)從中獲益，教學科研設施得到明顯改善。

　　這次赴世行談判簽約，還有一些有趣的插曲。代表團成員都準備了西裝，唯獨教育部的一位同志沒有，怎么辦？在美國買套西裝很貴，我們只有30美元零花錢，買不起。正無計可施之時，總領館同志告訴他附近有家商店正在清倉甩賣，這位同志趕緊去買了一套，只花了14美元，物美價廉。另一位同志就沒那么幸運，出國前買的皮鞋，一到美國，前面的鞋底就開膠了，美國皮鞋很貴，只好買了一瓶膠水自己粘，穿不了一會兒就又開了。幸好那時美國時興一種草坪似的化纖地毯，他在談判時就把鞋尖埋在地毯里，不敢抬腳。就是這些連30美元零花錢都舍不得花的人，從世行爭取來了2億多美元的貸款。

　　1992年，李嵐清同志到中央工作。他說：“最令我難忘的是，有一次鄧小平同志對我說，‘必須改革開放。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這個話，他過去也多次說過。這次又當面對我說，我把它看作是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囑托，也是我畢生的座右銘和思想行動的指南。”

　　李嵐清最后說，回顧國門初開的這些歷史片斷，尤其是不久前寫就的《突圍》一書，他更加深了一個信念：對外開放決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基本國策，不僅現在要堅持，即使將來成為發達國家也必須永遠堅持。

　　記者 溫紅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