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航
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及其相應的大陸架下所有的礦產資源都是屬于國家、事實上也就是屬于我們每一個公民的，那么我們自己的東西為什么會如此低賤、甚至拱手送給別人？為什么有人反手把這些原本屬于我們自己的東西又高價賣給我們？在這一不合理的買賣背后隱藏著什么玄機？
南堡油田屬于誰？
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5月3日對外宣布，在我國渤海灣灘海地區發現儲量規模達10億噸的大油田(冀東南堡油田)。冀東南堡油田共發現4個含油構造，基本落實的三級油氣地質儲量(當量)為10.2億噸。雖然，這10.2億噸儲量并非都能最終得以利用，但中科院院士、石油地質與構造地質學家賈承造認為，冀東南堡油田發現后，隨著勘探工作的深入，儲備規模今后會有進一步的發現，其總量將遠不止10.2億噸。中石油副總裁胡文瑞也表示，一般情況下一個油田的開采速度設計為每年開采儲量的2.5%，一個油田能保持10年至15年的穩定高產期，以后的產量將緩慢遞減。但大慶油田、克拉瑪依油田、玉門油田都開發了50年。胡文瑞預測，南堡油田的開發時間不會少于這三個油田。
如果按照目前國際市場原油價格每桶60美元計算(每桶相當于0.136噸)，南堡油田已經探明的石油儲量，市場價值大約為4500億美元或3.6萬億人民幣。如果考慮到石油儲量的進一步發現以及國際石油價格的上漲因素，南堡油田的潛在價值，即便保守地估計，也在萬億美元以上。這對當前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面臨的轉型，以及能源資源面臨的瓶頸來說，南堡油田的發現和開發，無異于“天公作美”、“雪中送炭”的大好事！
興奮之余，細細思索，卻又開始疑惑起來。天上掉下如此巨大的一個“餡餅”，它的產權應該屬于誰呢？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地下發掘出來的器物寶藏當然應該屬于皇帝，包括皇子皇孫啦。可是，現在不是已經“共和”了嗎？中國沒有皇帝了，當然它也就不能歸屬哪個皇帝了。我國對外宣布這一消息后，在香港上市的中石油股票大漲14%，成交金額117億港元；而中石油認股權證更是一度上漲26倍，成交金額占當日香港認股權證總成交金額的33%，達到34.66億港元。這一市場反應似乎表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南堡油田的權益是屬于中石油的股東的。但中石油股東們投資的不是中石油旗下既有的資產和資源嗎？怎么可能把一個新發現的油田歸于它的權益呢？于是，我們不得不思考這個問題了———
在我國渤海灣灘海地區發現的南堡油田，它的巨大權益究竟應該屬于誰？我先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供大家討論。
再談“南堡油田屬于誰?”
南堡油田屬于誰？這個問題事實上你說了不算，我說了也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礦產資源屬于國家所有，由國務院行使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所有權。地表或者地下的礦產資源的國家所有權，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不同而改變。”因此，凡與此不同的看法，包括南堡油田應該屬于中石油或其他各種各樣的看法，都是錯誤的。南堡油田真正的所有權應該屬于國家，講到底就應該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每一個公民，包括你和我！
如果南堡油田屬于國家、屬于你和我，怎么個“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國家實行探礦權、采礦權有償取得的制度。”也就是說，中石油勘探和采集南堡的原油，必須向國家(也就是向我們每一個公民)交納補償費用。根據我國現行的礦產資源補償費標準，石油、天然氣為每噸14元—30元。按目前國際原油價格每噸440美元或3500元人民幣計算，費率為0.4%-0.85%。
上述費率相比澳大利亞的10%和美國的12.5%，其水平低得可憐。但大家不要忘記，澳大利亞和美國的土地是私有的，也就是說，如果一家企業要開采地下的石油，前提是必須重金購買上面的土地。如果土地是國有的，像前蘇聯的許多加盟共和國，油氣資源使用稅就高達20%-40%。比如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石油資源稅曾經高達35%，天然氣資源稅更是高達令人咂舌的58%。今年1月1日起雖有所降低，但仍然高達20%和30%。這樣一比較，中國的石油資源簡直就如同白送一樣便宜！
這樣一來，新的問題又產生了：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及其相應的大陸架下所有的礦產資源都是屬于國家、事實上也就是屬于我們每一個公民的，那么我們自己的東西為什么會如此低賤、甚至拱手送給別人？為什么有人反手把這些原本屬于我們自己的東西又高價賣給我們？在這一不合理的買賣背后隱藏著什么玄機？
三談“南堡油田屬于誰？”
我發現，對“南堡油田屬于誰”這樣一個事關我們自身權利的重大問題，大部分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認識。事實上，憲法賦予每一個中國公民的權利遠不止一個南堡油田。所有國有資產的權益，在本質上都是屬于每一個中國公民，包括你和我的。政府是什么？政府只不過是我們聘用的“物業管理公司”，是幫助我們料理公共財產和公共事務的“代理人”罷了。
300多年前的一個深夜，一艘名為“五月花號”的小漁輪載著一批飽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駛離大不列顛島。在經歷了風暴、饑餓、疾病、死亡和絕望的65天以后，他們終于到達了一個沒有國王、沒有教廷的新大陸。但面對這個自由的天地，他們反而猶豫了。沒有軍隊、沒有警察、沒有監獄、甚至沒有任何權威，他們將如何規范自己的行為？他們決定將這個問題弄清楚以后再上岸。于是，經過十分激烈的討論，他們終于簽署了一份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公約”，規定了每個人都平等享有的權利與義務，并在上帝面前莊嚴宣誓，保證遵守與服從。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它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憲法。正是在它的基礎上，誕生了一個新型的、由民眾自治的現代國家———美利堅合眾國。
當人類告別了皇權統治以后，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都應該建立在《五月花號公約》的基礎上。事實上，這就是羅爾斯所謂的在“無知之幕”下建立的“社會正義”和布坎南所謂“一致同意”的“憲政”基礎。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追溯至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所謂的“社會合宜”性。所有這一切，是關于我們這個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則、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規定。它是現代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政體得以存在的基石。
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繼承奧地利學派維克塞爾的思想傳統，論證了政治行為本質上存在著類似于經濟市場中交易傾向的原理。在布坎南看來，人類的政治行為無非是關于人們利益沖突的集體選擇過程。對于這一選擇，布坎南則主張將其分為兩類處理：一是可以獲得“一致同意”的關于社會選擇基本規則的制度安排，如涉及平等、正義、人權等內容的基本憲法制度；二是一般意義上的公共產品配制，如經濟體制、發展戰略以及各種社會福利的分配。對于后者，布坎南認為，即使按照多數規則無法達成統一的社會意見，但通過“互投贊成票”的“政治交易”，也能達成一致的公共選擇，從而實現社會福利的帕累托改進。
但如果要實現布坎南的“政治交易”，我們就要確定相應的“交易者”和“交易議題”，即布坎南稱之為“議案”(issue)與“同盟”的對應。相對于奧爾森所謂的“流寇”和“座寇”兩類獨裁，現實的政治獨裁更傾向于表現為：不讓應該參與決策的社會成員參與相關的社會選擇，或者不讓應該進入社會選擇的議題進入相關的社會選擇。因此，從一個更深刻的角度看，獨裁的本質是對他人社會選擇權利的剝奪，這種剝奪既可以是對選擇參與權的剝奪，也可以是對選擇議題的剝奪。
例如，給定a是利益共同體A的代表，b是利益共同體B的代表，c是利益共同體C的代表；那么，作為社會選擇議題的“候選人名單”則直接決定了哪些人能夠真正作為社會選擇的主體進入社會選擇過程；如果“候選人名單”只有a和b，不管利益共同體C的成員是否參與了投票選舉，他們事實上已經被排除出了該項社會選擇的過程。
正是基于這一理念，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業·森當年在論及印度的“民主政治”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有關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免于饑餓”沒有成為社會選擇的議題，窮人們“神圣”的選擇權和投票權就成了一種虛假的擺設。
對于中國當前的制度變遷來說，要解決有如“南堡油田屬于誰”這樣有關憲政基礎的大問題，也許需要兩個方面的巨大努力：第一，讓應該參與決策的社會成員參與相關的社會選擇過程；第二，讓應該進入社會選擇的議題進入與此相關的社會選擇過程。從長遠看，完善社會主義的憲政與民主，建立一個利益各方都能夠進行平等政治交易的、公正的政治環境，既是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也是中國經濟與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條件。
過去的30年，由于中國引入了一個“經濟市場”，打破了傳統的經濟壟斷，讓中國人民有了經濟自主權，從而極大調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未來的30年，中國的繁榮和昌盛依靠什么？我認為，必須引入一個“政治市場”，讓中國人民擁有自己的政治自主權，在布坎南“一致同意”的憲政保障基礎上，極大地調動各利益集團的政治民主參與性，才能保證我國國民經濟和國民收入的持續增長。
因此，經濟市場的確立是經濟體制改革得以成功的關鍵，而政治市場的確立則是政治體制改革得以成功的關鍵。后一個任務比前者更艱巨、更困難，但這是中國社會真正走向現代化的惟一道路！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經濟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