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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一輪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要把“事發前”的工程風險管理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在4萬億擴大內需的盤子里，許多項目都和基礎設施建設有關。最近杭州發生的地鐵工地坍塌事故，再次為安全生產敲響了警鐘。在這一輪基礎設施建設中，如何保證措施準、工作實，避免出現這類嚴重的惡性事故，對各方都是嚴峻考驗。

　　受訪的有關專家建議，應從工程招投標、工程監管、作業人員培訓、政府職能轉變等多方面、多環節入手，使“關口”前移，確保工程質量的安全。

　　警惕“最低價中標”

　　日前，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行業協會牽頭完成了對上海高速公路工程質量的調研。調研顯示，上海近幾年高速公路建設規模大、速度快，但較多存在橋頭跳車嚴重，道路平整度衰減較快，路面開裂、龜裂、沉陷等問題，甚至有的高速公路通車僅兩年就不得不進行大修。個中原因，除設計、技術等因素外，還跟招投標環節不夠完善有關。

　　這家協會的秘書長陳明德表示，雖然國務院曾對招投標活動下發過文件，并鼓勵推行合理低價中標和無標底招標，但工程建設市場門檻較低，各地施工企業良莠不齊，招投標中的惡意競爭現象依然存在。

　　比如，一些企業為了能承接到工程，往往會采取“價格戰”的方式，其投標價甚至比成本價還要低。這迫使一些實力強大的施工企業也壓價競標。

　　上海申通軌道交通研究咨詢有限公司高級工程師、上海市土木學會常務理事傅德明說：“‘低價競標’已成為我國工程設施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在跨省、區、市的投標中尤為常見。普通的工程誰都能做，一省市的施工企業想在外省市承接項目，就常常使用‘低價競標’。”

　　由于標價低，企業為了規避風險就可能采取兩種辦法，一是降低管理、施工成本，如減少管理人員，減少施工機械，簡化方案等；二是把工程分解、分包給資質低的企業，層層分包，以包代管。兩種辦法都必然會降低工程質量。據了解，一些地方“問題工程”的中標施工企業投標下浮率在20%左右，最高的甚至達35%。

　　陳明德說，應該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對設計、施工、監理、材料生產的投標單位要嚴格考察其資質條件、工程業績及承接能力。

　　傅德明認為，目前各地流行的“最低價中標”的招投標方式亟待改善。在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中，除特大橋、大隧道等技術特別復雜的工程外，一般工程應采用合理低價法、“最接近平均標價”等方法進行評標。管理部門還要對企業建立工程業績、質量和誠信的檔案。

　　據介紹，目前上海在大型工程建設的招投標中已普遍采用合理底價法等方式。

　　培訓與監管并重

　　在專家看來，在新一輪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要把“事發前”的工程風險管理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要改革現有制度的弊病，加強對設計、施工、監理、監測、養護、材料生產等環節的監管力度，強化操作規范的執行，扭轉麻痹大意、違規操作、偷工減料、弄虛作假等不良風氣。

　　上海市市政公路工程行業協會擁有企業會員700多家，占全市市政企業總數的9成。陳明德說，企業普遍反映，許多工程安全事故以及由于不文明施工引起的糾紛，大多與工程一線作業人員操作不當有關。保障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工程安全，提高一線作業工人素質是一大關鍵。

　　陳明德表示，這一輪新的“大興土木”，對勞動力需求極大。可以預見，會有更多的農民工涌入城市工地。企業、勞動部門以及行業協會等必須加強對農民工的技能培訓。在關鍵崗位，還要建立考核證書準入制度。

　　他還提到，這一段時間以來，常有企業抱怨：一些熟練農民工某一天突然不辭而別，跑到待遇更好的施工單位去了，“雖然有合同在身，但他們法律意識淡漠，聽老鄉、工頭一說別的地方工資更高，說走就走”，使項目受到很大影響。這一輪建設中，農民工將十分“吃香”，這種“不告而別”的現象可能會頻頻發生。在保障農民工權益時，也要對他們加強法律義務、誠信觀念的教育。

　　傅德明認為，在提高工人操作技能和安全意識的同時，還應加強工程風險的動態監管。由于土質結構等原因，我國南方地區地下工程的施工風險要高于北方。上海在地鐵修建過程中也是常遇到意外情況。目前上海每個地鐵工地都有對地面沉降等情況的動態監控和相應的報警機制，后臺還有遠程監控中心，能夠較好地監控施工全過程。

　　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

　　這一輪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實施之際，也是上海市政府機構改革啟動之時。這一輪由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建設，其間有大量的調研、分析、監督、管理、評估等工作要做，對政府行使職能是個考驗。

　　上海市社團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一方面政府自身要加強能力建設，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另一方面也要轉變職能，將部分職能轉移給包括行業協會在內的社會組織，向它們購買服務。

　　陳明德指出，行業協會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除培訓工人外，還可為工程項目進行前期調研和后期評估，推廣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組織工程質量評比競賽，編制帶有行業自律性質的技術規范和技術標準等，“政府已經盡力了很大的，但在如此大規模的投資建設過程中，不可能包辦一切，而要集中精力做好宏觀管理和監督，同時采用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方式，由后者提供大量專業、必需的服務”。(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