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制定“十二五”規劃，必須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這是根據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新特征、針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應對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世界經濟形勢新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對于順利完成“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實現國民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須著力解決我國經濟存在的失衡問題

　　《建議》指出，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失衡問題，重新協調好國民經濟的主要比例關系，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現階段，我國經濟失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儲蓄與消費失衡，儲蓄率太高，消費率太低。2008年，我國儲蓄率為51.4%，比世界平均儲蓄率高27.5個百分點。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儲蓄率提高了13.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消費率大幅度下降。1978年我國消費率為62.1%，2008年降為48.6%，下降13.5個百分點。消費率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費率下降造成的。我國內外需失衡，出口依存度過高，內需不足，其實質是居民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居民消費不足，使我國經濟越來越走上為生產而生產的怪圈，帶來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因此，《建議》強調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經濟增長過于依靠第二產業。我國人均GDP從2002年起超過1000美元，到2009年已達3600美元;但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沒有隨著人均GDP成倍增長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目前，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低十幾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制約著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約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也制約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靠第二產業特別是“兩高一資”行業和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今后，需要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努力使第三產業增加值的增長快于GDP增長，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

　　投入結構不合理，物質資源消耗太多，科技進步貢獻率低。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粗放擴張，物質資源消耗大而效率不高。2009年，我國GDP占全球總量的8%，但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量的18%、鋼鐵的44%、水泥的53%。這樣巨大的資源消耗是不可持續的。我國一些主要礦產品(如原油、鐵礦石等)的對外依存度已從1990年的5%上升到這幾年的50%以上。另一方面，我國科技進步不夠快，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GDP比重低，技術對外依存度很高。我國是世界第一汽車生產大國，但核心技術幾乎都是外國的。我國號稱“世界工廠”，但幾乎沒有世界名牌，出口商品中90%是貼牌產品。今后，必須著力從“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長向“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約型增長轉變，推動發展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人與自然關系不夠和諧。我國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人與自然的關系趨于緊張。環境和生態惡化的原因在于各地盲目發展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產業。“十一五”規劃把節能減排列為約束性指標，但完成這方面任務的難度是很大的。應該看到，資源和生態環境已成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真正的硬約束。我們不能繼續走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老路，而要下決心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例如，2009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5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5153元，后者不及前者的1/3。如果加上醫療、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的城鄉不平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將進一步擴大。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差距也不小，2007年上海為78225元，而貴州為10258元，前者為后者的7倍多。居民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鄉分割、行業壟斷、權錢交易、再分配調節不力等。注重公平分配，加快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為維護社會穩定和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