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成熟的慈善文化土壤還沒有養成之前，“單兵冒進”的慈善之舉，最終可能無法在社會上促成某種群體行動。

　　有著“中國首善”之稱的陳光標在其公司網站上刊出一封致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信，他在信中說，“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將不是捐出一半財富，而是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經濟觀察網9月6日)

　　為此，有評論者樂觀地指出，希望這位“中國首善”的“裸捐”之舉，能夠為中國富豪樹立一個標桿，進而帶動中國慈善事業的全新發展。然而，陳光標的“裸捐”真能產生如此大的社會效應嗎?對此，筆者深感懷疑。

　　事實上，類似于陳光標這樣的“裸捐”，在近年來中國慈善界早已有先例。比如，2002年，中國文藝界名人牛群曾到公證處公證，說要把財產捐給中華慈善總會。此外，像陳發樹、曹德旺等企業家都有捐款盛舉。可事后證明，要么是“曲高和寡”，無人能和，要么則被懷疑是一場商業炒作，純屬制造噱頭而已。

　　中國式“裸捐”，難以成為富豪們的慈善標桿，主要原因有兩點。其一，中國社會缺乏理性、成熟的慈善文化氛圍。中國的慈善文化雖然源遠流長，但是，由于中國的慈善歷來都沒有擺脫過“官辦”的羈絆，以至于其數千年來所形成的慈善傳統似乎一直都被某種自上而下的、非自覺的外在力量左右著。在這種文化氛圍之下，真正意義上的慈善行為是很難從民眾意識中自發產生出來，進而成為一種廣泛社會共識的。在理性、成熟的慈善文化土壤還沒有養成之前，“單兵冒進”的慈善之舉，最終可能無法在社會上促成某種群體行動。

　　其二，中國社會缺乏科學、深厚的慈善制度環境。在西方，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很多國家都已經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慈善制度體系，從法律上落實了公民的慈善知情權，確保了慈善程序和結果的透明、公正。反觀中國，由于慈善立法上的滯后和規范上的不足，常常會使得人們對社會上各類慈善行為的公信力和合法性產生懷疑。試想一下，在一個連基本制度尚不完善的環境中，僅靠一兩個慈善家出來“裸捐”一番，就試圖能夠喚醒中國富人們內心那顆沉睡已久的“仁慈之心”，這顯然是一個很不現實的愿望。 口莫言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