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3日電 據《北京青年報》報道，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日在浙江省經貿委主辦的浙江大企業大集團發展戰略高級研修班上痛斥舊工業化“七宗罪”。他指出，在現行的政績標準和財稅體制壓力下，許多政府官員把“結構調整”理解為大量投入土地、信貸等資源，從而大搞市政建設、形象工程，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型化”，這說明中國還沒有脫離傳統的增長模式，是重走舊型工業化的道路。
吳敬璉說，舊型工業化是在第一次產業革命后，由投資驅動的工業化道路，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積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走的就是舊型工業化道路，從“一五”計劃開始沿用前蘇聯模式，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導致重工業畸形發展，農業嚴重受損，服務業落后，高投入和低效率并存。時到如今，長期的舊體制仍然留下了政府配置重要經濟資源，政績標準以GDP增長為主，財稅體制缺陷和要素價格扭曲等一系列“遺產”，使各級官員易于回到傳統增長模式。
吳敬璉說，增長模式轉變的癥結在于將行政配置主體的資源配置方式轉變為以市場配置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應該按照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加快改革，減少行政干預，矯正價格扭曲，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而增長模式轉變的關鍵之關鍵是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職能要改變錯位、越位、不到位的狀態，建設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吳敬璉表示，當前中國經濟應該通過三條路徑增長模式的轉變，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學技術進步，要促進基于科學的技術在經濟各領域中的運用，鼓勵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政府應加大對基礎研究和共性技術開發的投入。第二，加快服務業發展，政府要鼓勵和幫助制造業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游延伸，發展現代綜合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避免用早期工業化階段只重視物質產品的眼光看待信息產業，要通過信息服務提高各行各業以及整個經濟的效率。
吳敬璉指出，舊型工業化有“七宗罪”：
第一，揚短避長，浪費資源。改善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而我國資源稟賦的特點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短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在這樣的條件下集中力量發展重化工業，顯然是揚短避長，妨礙效率提高。
第二，削弱技術創新，延緩提高效率。由于要素價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業和加工業傾斜，壓抑了企業在技術創新、產品升級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它的一個后果是我國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投入、科研成果和專利數量都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
第三，造成原材料、燃料資源的高度緊張。2003年我國GDP占世界4%，而資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鐵礦石30%、鋼材21%、氧化鋁25%、水泥40%。中國的自然資源并不豐富，無法支撐高資源耗費的粗放增長。
第四，破壞生態環境。高污染產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
第五，增加就業難度。我國有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和城市勞動力需要在城市工商業中就業，但是重化工業創造新就業崗位的能力很差。有研究顯示，重工業部門每億元投資提供0.5萬個就業機會，只及輕工業的1／3；在輕工業為主的階段，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安置300萬人就業，而在“重化工業階段”，則降為70萬人。
第六，抑制服務業發展。2001年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為33.6%，大大低于低收入國家45%的平均水平，但近年來不升反降。由于對服務業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夠，高附加值的服務業發展不起來，我們只能給外國企業“賣苦力”，從中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資源，承受著環境污染，背負著“傾銷”的惡名，可是利潤的大頭卻不在自己手里。我國要發展服務業，必須改變“重制造、輕服務”的舊觀念定式和政策取向，必須放寬對服務業的管制，加快法治建設，改善服務業的經營環境。
第七，引發短期和長期的金融問題。據國家發改委統計，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國GDP中用于投資的占10%~20%，我國為40%~45%。這種投資比重過大的局面，在短期內會引發投資與消費結構扭曲，造成國內最終需求不足；在長期會隱含金融風險，因為在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下，投資率會日趨下降。在過量投資主要靠銀行信貸支撐的條件下，無效投資意味著銀行系統不良資產和金融風險的積累。(馮源 王利渡)
